1941年10月9日，义乌县防疫会议记录。
义乌县卫生院呈文北门鼠疫。
当时国民党军政部防疫大队，要求复查义乌鼠疫疫情的电文。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对于义乌人来说，除了被侵略的苦难和耻辱，更有一段难以忘却的惨痛记忆，那便是遭受日军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袭击，成千人因此丧生，甚至全家死绝。
近年来，义乌市档案馆工作人员及部分专家学者，专门研究了1939年至1945年的民国档案，整理出因日军细菌战引发的义乌鼠疫相关的14卷102件档案(1941年前，多为省里、金华有关防疫文件)，让人们了解这段历史，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日前，义乌市档案馆公布了一批有关侵华日军细菌战和义乌地区“鼠疫”流行的档案资料和政府电文，揭开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经重新确认，义乌因细菌战死亡人数1319人，其中1282人死于鼠疫，其余因炭疽、霍乱、伤寒等致死。
在此基础上，记者通过多天的实地采访和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资料收集，试图将那段惨绝人寰的黑暗历史进行梳理、还原，根据鼠疫流行时间和档案内容，向你讲述义乌鼠疫爆发、流行等前后历程，活证人的血泪控诉，崇山惨案等篇章。
上世纪40年代初，在义乌发生的那一场鼠疫劫难，其延续时间之长、流行范围之广、染病死亡人数之多，在义乌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对这场劫难依然记忆犹新，提起这个事情，依然愤恨难当。而义乌发生的鼠疫，是日军对浙江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战的一部分。
金华鼠疫流行前与“浙赣细菌战”的背景
在整个日军侵华历史中，日本帝国主义多次对中国大地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先后在我国东北、广州及南京等地建立制造细菌武器的专门机构，并于1940年至1942年在浙江、湖南及江西等地撒布过鼠疫和霍乱等病菌，造成这些疾病的发生和流行，并进行耸人听闻的活体解剖、病菌注射、冷冻试验。
人民出版社在2014年12月出版的《战争与恶疫———日军对华细菌战》一书中，关于“浙赣细菌战”的记载中写到，1939年、1940年间，日军对浙江进行了细菌武器袭击，宁波、衢州在1940年分别暴发过大规模鼠疫，数千人死亡。而在1942年，衢州、丽水等地因细菌战产生的伤亡更加惨重。据记载，我省鼠疫流行始于1940年9月，在1944年5月基本停止传播，持续3年零7个月之久。
金华是浙赣铁路线上的重镇，1940年就被日军列为了浙赣细菌战的主要目标之一。根据记载，当年的11月27日，日军曾对金华实施细菌战，利用飞机在高空撒布鼠疫细菌，被省卫生处专家检验出来，不过由于这些鼠疫菌已失去繁殖能力，官方记载中，当时的金华并未发生鼠疫流行。
《战争与恶疫———日军对华细菌战》说，1940年的浙赣细菌战对金华的遗患还是很大，之后一两年，义乌、东阳、浦江、兰溪、金华县城等地，先后出现了鼠疫。
有记载的义乌鼠疫首发病例
1941年以前，义乌并无鼠疫发生的记录。
据现有材料记载，义乌首发病例的感染者名叫郦冠明，系铁路员工，于1941年9月2日在衢州染疫发病，病型系“淋巴腺鼠疫”，这也是鼠疫三种病型之一。
1941年9月5日，郦冠明乘火车回义乌稠城镇北门街5号，至次日因病重不治死亡。郦冠明死后不几日，在其住宅内外发现死鼠30多只，之后在四邻也发现大量死鼠。时隔一个月左右，在发现死鼠的地区就陆续出现淋巴腺鼠疫病人，症状是淋巴腺肿大、发高烧、昏迷，然后在两三天内就死去。
但当时老百姓并不知道，这是什么病。金祖惠是义乌北门人，今年97岁，发鼠疫那一年，他23岁。虽已97岁高龄，但他清楚地记得，1941年的10月，他的奶奶、妈妈、一个堂姐、一个妹妹相继死去，都有发烧等症状。“当时我家住在义乌车站路1弄47号，除了至亲，住在隔壁的亲戚也相继得病死去。”金祖惠说。
对于鼠疫，当时国民政府的义乌官员们也关注到这一情况，义乌档案馆刚刚公布的民国三十年(1941年)10月9日的一份“义乌县防疫会议记录”档案(档案1)，证实了这个时间的暴发。当时的记录中，就写到了稠城镇急死之居民及大量死鼠现象，并形成了一个防治案。
1941年10月11日，一份义乌县卫生院的呈文(档案2)开头明确提到：案查本县稠城镇北门地带发现之类似鼠疫，续患及死亡日增，情势严重云云，并希望政府出台措施防治。
义乌鼠疫的首次流行
北门及其周边村200多人死亡
义乌市档案馆一名负责人说，根据目前的资料记载和老人们的回忆，郦冠明是义乌输入的第一个鼠疫传染病源，从而使义乌北门一带成为第一个鼠疫病源暴发点。
据义乌鼠疫亲历者回忆，人们得知鼠疫可怕，开始四散逃病，病情也开始在周边地区蔓延扩散，之后波及整个稠城镇多个村子，包括东江桥、南门、东门、徐村乡的塔下洲等地。
1984年义乌县政协秘书处编印的《义乌县鼠疫流行始末》一文介绍，1941年9月6日后，北门街先后发生鼠疫病人83人，死亡71人。从9月至12月，先后在稠城镇范围，当时的农协、共和、大众、保联、解放、车站、小三里塘、民主、建设、胜利、保卫11个村，发生鼠疫病人324人，死亡192人，造成空前的灾难。不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直至解放前夕，北门一带还有不少遗留下来的残垣断壁，留给人们一片凄惨景象。
疫情严重，在1941年冬季和1942年春季，当时的义乌政府部门与各地方，义乌政府部门和省卫生部门也有不少来往电文，都是讲述疫情。这段时间，当时的国民政府军政部也有电文发到义乌，要求复查义乌鼠疫疫情(档案3)。
北门及其周边鼠疫受害者、亲历者口述：
那段不忍回忆你的惨痛历史
1951年出生的姚贤红，是义乌南门外古金村人，他们村距离北门不远。在鼠疫劫难中，死掉10个人。他说，他家的病是从义乌北门一个裁缝家传染过来的，1941年10月，他家从北门请了一个裁缝在家干活，干了三天，这个裁缝第四天没来干活，家人就去裁缝家看个究竟，原来裁缝得病了，没几天就去世了。
之后，他家人开始得病，亲爷爷、大爷爷、二奶奶先后去世，症状都是发烧、淋巴腺，家里则有死老鼠。
“因为家里有人生病，我爷爷和我一个叔叔姚选富被日本人抓去，关在义乌石桥头的一个凉亭内。晚上，他们从凉亭的一个洞里钻出来，跑到义乌徐村的东山背，本想去找一个朋友，因为自己村里发生鼠疫，去别的村不太受欢迎，加上徐村的塔下洲也在闹鼠疫，所以爷俩不敢进村，结果两人都死在了东山背上。”回忆这段历史，姚贤红内心隐隐作痛。他说，当时大爷爷家一家死了5口人，除了大奶奶，剩下全死了。他自己家，爷爷奶奶、两个叔叔、一个姑姑，也在劫难中死去。
1939年出生在义乌江东东江桥(现五爱社区)的楼谋渭，亲历了那段历史。农历1941年腊月月底，他大伯从家里挑烂稻草到麦田里，碰到一个肚子鼓鼓的老鼠，回家当晚就发高烧，在腊月二十四去世。之后，他的两个堂姐先后去世。“除夕夜当晚，我爷爷一看事态严重，叫我和一个13岁、一个16岁的两个堂哥去逃命。”楼谋渭说，当时他才两三岁，他的堂哥背着他出逃，当晚在河边的芦苇丛过了一夜，次日逃到南山坑山里，被一户好心人家收留，躲过一劫。
不过，他们出逃当晚，他妈妈却得病去世了。楼谋渭说，在这场劫难中，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两个伯伯、两个姐姐先后去世，原先的一大家子人，只剩下四个孤儿和一个寡妇。
1937年出生的张曙，原先居住在义乌县城东门的一幢老房子内。他回忆，1941年春天，日本的飞机轰炸义乌县城，有一次他正好在睡觉，炮弹就落在他家房檐上，他妈妈赶紧将他从楼上抱下来，一家人在隆隆炮弹声中躲过一劫。之后，他和他妈妈到上海找在上海做生意的父亲避难。当年冬天，叔叔来上海报信，躲过了日军炮火的奶奶，最终没有躲过细菌战，得了鼠疫去世。
鼠疫为何会快速流行？
鼠疫系烈性传染病，潜伏期为3~5天。它有三种病型，分别是“淋巴腺鼠疫”、“肺炎鼠疫”和“败血病鼠疫”。目前，义乌北门一带和崇山村一带细菌战亲历者的老人回忆，感染鼠疫病人在死亡前，基本上都伴随有淋巴腺肿大、发烧等症状，发病后，一般两天左右即死亡。
《义乌县鼠疫流行始末》一文介绍，当感染鼠疫的病人死亡，病人身上的跳蚤即离开，会跳到其他人或其他老鼠身上，病鼠死后，跳蚤又一次扩散，重新寻找人类叮咬，这样形成“人鼠共患圈”，通过老鼠的流窜，迅速扩大传播范围。
除了老鼠的传播，人与人之间的感染传播也是鼠疫流行的一大原因。文章对此做了一些深入分析，以警示后人。一是病人的逃病传疫。当时由于人们缺乏卫生科学知识，对鼠疫病的传播、预防和治疗都束手无策，加之日伪军当局惨无人道，一旦发现疫情，多采用焚烧疫点民房、家具作为防疫消毒的主要手段，因而引起病人及其家属的恐惧，得病后即往亲戚家中躲藏，匿疫瞒病，有病也不敢治病，促使疫情的扩散，造成鼠疫扩散。
二是探病染疫。发病之初，亲人相互探视，结果引火烧身。如北门一带发生鼠疫后，原义乌桥东乡东江桥村的楼姝，回北门探视母亲，结果染上鼠疫，不日死亡，还扩散传染给东江桥村的其他人，导致9人死亡。
三是抬棺染病等其他原因，也导致了鼠疫扩散。据介绍，鼠疫病人死后传染性还很强，除了蚤类叮咬，病人尸体往往因腺鼠疫淋巴结破溃，污染衣物、棺木，健康人帮助成殓、换衣、抬棺即被传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