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陕西富平发生一起5岁女童被忘车内事件，送医后，孩子因热射病出现接近脑死亡症状。在近三年来被报道的21起类似事件中，至少有10起是家长的监护失职导致。北京慕公律师事务所主任助理曹寒冰律师称，“公安机关没理由不追究类似事件的法律责任。”即使未接到家属报警，公安机关也应及时立案调查，如不立案侦查已涉嫌渎职。(7月31日《新京报》)
笔者不否定曹寒冰律师这个观点的良好初衷，是想希望通过法律手段，遏制“儿童被困车内致死”的悲剧发生。但是，我却对这种观点的法律依据、司法意义和作用表示异议。首先，“儿童被困车内致死”在排除谋杀的前提下，追究刑责是不符合现行法律的。对于过失犯罪，刑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
显然，“过失”必须有一个对危险结果“应当预见”的前提，然后才存在“疏忽大意”。因此，认定疏忽大意过失的关键是确定应当预见的前提(在何种情况下应当预见)与应当预见的内容(应当预见什么)。“儿童被困车内致死”，家长确实存在严重的疏忽大意，但这种疏忽大意直接造成的是把孩子遗忘在车上，在这种遗忘中，当事人是不可能存在“预见”的。就像出门忘了带钥匙，不可能预见到因回家进不了门，然后在翻窗进入时摔伤甚至摔死的后果。
其次，“儿童被困车内致死”对家长追究刑责的目的是什么？对这种还被普遍认为的“家务事”，追究刑责的目的，必然是因为造成的后果对当事人的教训还不够。那么，试想对家长追究刑责，法律能处以多高的刑罚？这种不可能严苛到哪里去的刑罚，能不能比失子之痛对当事人的打击更大？即使没有法律的处罚，一个家庭发生了如此惨痛的悲剧，当事人的自责和来自家庭成员的指责，应该远远大于法律的处罚。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对于没有主观恶意的意外事件，在相关家庭痛不欲生的现状下，何必再去“雪上加霜”？
再则，“儿童被困车内致死”对家长追究刑责的意义是什么？若说通过追究刑责，从法律层面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但“儿童被困车内致死”的严重后果，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警惕？未被追究刑责还会有人仿效？或者说，“儿童被困车内致死”出现不断增多的趋势，是因为当事人不负刑责造成的？相反，“儿童被困车内致死”若对家长追究刑责，产生的消极作用不可小觑。在同天的新闻中，我看到了一个醒目标题《被拐女教师：我想平静生活，公公被抓走怎么办》。想想看，一起铁定的刑事案件涉及的结果，都会那么凄惨，更何况是意外的不幸事故？“儿童被困车内致死”若对家长追究刑责，相关家庭在的祖辈，也会发出“孙子死了，儿子被抓走怎么办”的凄厉呼声。
有人提出，在事后的责任追究上，因幼儿园教师、司机等疏忽致儿童被困车内闷死，相关责任人第一时间会被警方带走，并被刑事拘留。但父母将孩子遗忘在车内导致幼儿被闷死的，基本上是以父母自责了事。同样是过失致儿童死亡，执法机关对责任人的处理为何差别巨大？我不想说太多的大道理，我只是想问，在酒店里吃了变质的食物，酒店要不要负责任？而在家里吃坏了肚子，辛辛苦苦做饭做菜的父母要不要受法律惩处？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儿童被困车内致死”，当事家庭和当事人产生的自责远远大于法律的惩罚，对一个可能连死的心都有了的当事人，即使判定其过失犯罪，带来的法律惩罚还有什么追加的分量？而对这个不幸的家庭，倒是祸不单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