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方便读者阅读，本文以受访者为第一人称)商报记者龚艳笔录整理
我是崇山村人，叫王景云，今年88岁。15岁那年，崇山暴发鼠疫，村里死了三四百人，光十四间一户就死了9个人。整个崇山村都沉浸在黑暗之中，尸野遍地，惨不忍睹。我的父亲王文权当年47岁，母亲郑桂珠比他年长一岁，两人双双感染鼠疫，相继去世，我不幸成为孤儿。
我依稀记得，父亲被传染后出现发烧症状，眼睛亮红，头疼欲裂，胸闷难受，痛到第二日，连饭也不想吃了。母亲那会还能爬起来，和我、哥哥三个人将父亲搀扶到房屋中央间，让他躺下来。我在外面洗药罐，就听见父亲痛苦地呻吟:“妹、妹……”，待我匆匆跑回家时，他嘴里开始“咕咕咕”吐泡沫，不一会儿就死了，口角还挂着粉红色的血液。当时，哥哥正前往后山背找日本佬看病，因害怕日本人对死人剖肚皮割心肺、挖汗子核(淋巴结)，我赶紧关门出去找哥哥，告诉他爸爸已经死了。哥哥伤心地哭了起来，碰到日本佬，被问哭什么，我们只好谎称父亲生病跌昏了。日本佬不信，冲进房间打探实情。父亲死时躺在交椅里，脸上还留着原先跌倒时的伤块，所以没有被日本人发觉。
父亲是1942年农历十月初六死的，初七被抬到石六地搭铺，准备请碑塘殿的和尚挑日子下葬。谁知，当晚母亲也晕倒了。我叫她吃晚饭，她说邻居桂凤给她吃了，在场的嫡亲们看着不对，害怕地纷纷逃走。结果，母亲在那天半夜里去世了。家中只剩下我和奶奶、哥哥、嫂子四人安排后事，又怕日本人来剖肚皮，连母亲的衣服都未穿戴整齐，就让两个棺材头(专门料理丧事的人)将其入棺，匆匆入土安葬，父母埋在同一座坟墓里。
我尚未从父母离世的痛苦中解脱出来，26岁的哥哥王景松又得病发烧，已严重到神志不清、乱吐唾沫，吓得我和嫂子六神无主。但我想，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便向叔叔婶婶讨来药方，到江湾抓药。药店点着香盆，不让崇山村人进，我谎称是隔壁金村人才进店买到药。吃了一段时间中药后，哥哥的病情明显有了起色，并逐渐好转。我自己后来也发烧过，淋巴结肿大，于是将哥哥剩下的药服下后，很快也好了起来。
除了父母死于鼠疫外，徐村姑姑家的表妹陪我作伴收割庄稼，回家后几天就得病死了；只有三虚岁的堂弟，无人照看而接触到表妹的尸体，后被传染，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虽然我现在家庭和睦，儿孙满堂，但70多年前的那场灾难，一直是我心中隐隐的痛。父母去世后，我一个弱女子开始孤苦伶仃地独自生活，操持农活，料理家务，再也没有父母可以拉我一把，也再也感受不到他们的关心呵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