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王基旭老人在林山古寺里讲诉日本军当年活体解剖的事实。
在义乌稠江街道崇山村附近的林山古寺里，供奉着大大小小许多尊佛像。70多年前，正是在这个古寺的大雄宝殿内，上演了一段血腥残暴的历史。
“这里，就是在这里，日本人就是在这里把我奶奶活体解剖了。”年近80的老人王基旭指着大殿内的一块空地说，“他们把我奶奶骗来这里，说皇军给你治病，我爷爷第二天来看望奶奶，只看到一具尸体，内脏都被掏空了，只剩一个空壳。爷爷伤心欲绝，每天都哭，哭瞎了眼睛。”
王基旭老人诉说的，是侵华日军对崇山村民实施细菌战的那段血淋淋的历史。
一场405人的死难
1942年9月上旬，一架日军飞机从西向北慢慢低空飞过崇山村，没有扔炸弹，却见飞机尾部喷出一条长长的烟雾状东西。十多天后，崇山村随处可见毛耸腹胀的死老鼠。
而后，死神悄然逼近崇山村。
1942年10月，住在上崇山村的王焕章第一个出现鼠疫症状，发高烧，颔下、腋下、腹股沟都出现肿块，救治无效于14日死亡。随后，王焕章的儿媳妇、儿子、孙女，出现同样症状先后死亡。孙子因年幼无依，帮人放牛时被毒蛇咬死。至此，王焕章全家遇难，无一幸免。
同年10月18日，为王焕章看病的医生王道生死亡，而后一个月内，王道生一家死亡10人。疫情在崇山村及周围20多个村庄迅速传播。
整个崇山村，白天是人的世界，晚上便成了老鼠的世界。老鼠成群结队在阁楼、横梁上爬来爬去，吱吱的叫声仿佛是死神发出的召唤，哪里有鼠声，第二天这户人家便出现鼠疫患者。
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副馆长何必会说：“日本关东军731部队生产投放的病菌是以跳蚤为传播媒介的，老鼠成了细菌战的强大武器，老鼠爬过的米缸、水缸等，都带上了病菌，最终传给了村民。”
然而，除了鼠疫，笼罩着崇山村的还有另一种恐怖——解剖，甚至是活体解剖。
“我的哥哥也感染了这种病，害怕被日军发现后拉去解剖，于是跑出去了，当天晚上就死了，死在野外的甘蔗地里。”现年85岁的老人王基田说。
1942年11月7日，日军人人身穿白色防护服和长筒胶鞋，全身只露出两只眼睛，连续四天到崇山村挖死难者新坟，取走尸体上的肢体、肝脏等。变本加厉地，11月11日，日军查出淋巴结异常7人和染病未死的村民共计40多人，以治病为名骗入林山寺，强行隔离和活体解剖试验。日军把从崇山村人身上解剖提取的鼠疫菌，命名为“松山株”。
从1942年10月到11月，崇山村有405人死于鼠疫。
十年诉讼，42次开庭
几十年来，崇山村的村民，对侵华日军的控诉，对无辜死难者的纪念，从未停止。每逢清明节、“7·7”事变纪念日、“9·18”事变纪念日，村民们总会自发组织或大或小的纪念活动，或座谈，或上村子附近的劫波亭扫墓，或向前来凭吊的人们介绍这段无法让人忘却的历史。
1994年，村民在王选等人的带动下，崇山村人开始与日本政府打官司。当年，几位村民联合写了一份诉状，投寄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要求日本政府对深受细菌战之害的崇山村民作出赔偿。这一举动，得到了宁波、衢州、江山等地细菌战受害者的响应。
作为一场民间诉讼，其艰难程度不言而喻。诉讼需要有人搜集证据，需要有人作证，需要法学家在法律上提供帮助，需要历史学家在证据上提供帮助，需要医学家帮忙界定细菌战的伤害，需要心理学家帮忙界定精神伤害……但是，180名中国原告团成员中有30名崇山村人，他们大多年事已高，且文化水平较低，官司打得异常吃力。
“我们经历了东京地方法院一审，东京高等法院二审，日本最高法院三审，共开庭42次，历时十年。”何必会说。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诉讼中，有230名日本的正义律师，选择站在中国原告团一方，组成强大的“中国原告团律师团”，为中国受害者进行辩护。
最终结果为，法院认定731部队等侵华日军在中国发动细菌战杀害中国人民这一事实，却驳回了180名中国原告向日本政府提出的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要求。
但崇山人的纪念与抗争不会停止。在村祠堂的墙上，挂着崇山村被侵华日军杀害同胞名单；在细菌战展览馆内，陈列着细菌战的史料、受害者的口述……崇山人用自己的方式纪念历史、反思历史，呼唤正义、呼唤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