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抗战胜利70周年细菌战受害者国际维权报告会在义乌举行。来自杭州、金华及义乌的科技、文化、教育等各界声援人士及青少年代表200多人参加了活动。
“感动中国”2002年度人物王选，深情回顾了细菌战诉讼18年来的一些感人事迹。她说，最早发起诉讼的是她的家乡人———义乌崇山村的农民，他们发出了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第一声。
义乌农民发出了
对日民间索赔第一声
为细菌战诉讼奔波了20年的王选今年已60岁出头，两鬓有些发白。昨天，王选深情地感谢了包括跟着她一起参与诉讼的媒体记者、律师、学者以及家乡崇山村的村民们。
她说，最早提出对日民间索赔的就是崇山村的几名村民：1993年，深受日军细菌战之害的崇山村村民王焕斌、吴礼琴、王国强等，起草《崇山村要求日本国履行细菌战受害赔偿的联合诉状》，寄给国家外交部和日本驻华大使馆，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要求，这可以视为对日民间诉讼的肇始。
王选的父亲王容海是崇山村人，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日军对义乌发动的细菌战期间，王选家族有包括她叔叔在内的8人死于细菌战。
“王焕斌是我叔叔，他们这几名老人非常了不起，几个农民，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们发出了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第一声。”王选说，她真正参与到这一工作，是在1995年，她在做旅日学者时，在《日本时报》上看到，她的叔叔王焕斌等3名崇山村村民代表，在黑龙江首届细菌战研讨会上提出对日本进行细菌战受害索赔。她马上打电话到家乡，然后帮助家乡人寻找日本关注细菌战的律师和正义人士。之后，她带领日本律师及正义人士到义乌崇山村做细菌战调查，义不容辞地投入到对日诉讼中去。
对日诉讼声援团成员
时隔10年再相聚
熟知王选的人都知道，刚开始诉讼时很艰难。但20年来，不管是怎样的劳碌奔波，王选从未放弃。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谢尔顿说：“如果有两个像王选这样的人，足以使日本沉没。”但是，王选说，她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昨天的会场，20多名曾去日本参与对日诉讼声援的人，听了这些话特别有感触。
2005年7月18日，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提起对日索赔诉讼案，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开庭判决前夕，由金华市科普作家协会、义乌市科普作家协会、新报3家单位联合发动的由各界人士组成的39人声援团，自筹经费奔赴日本，在东京高等法院直接声援支持细菌战受害者对日本索赔诉讼，新报记者龚喜燕作为声援团成员之一，前往日本声援并及时发回报道。
“此正义行动引起众多国际主流媒体的聚焦报道，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昨天，上海同济大学博导、教授丁晓强说。
当年跟随声援团一起前往日本、团里年纪最小的男孩小罗昨天也来到现场。
“时光真快，当年他去日本声援时只有8岁，现在已是1.7米多高的小伙子了。”当年给小罗和他妈妈在日本拍了合影的声援团成员金福根，昨天又给母子俩拍了一张有纪念意义的合影。
“我们去声援，人民是靠山。”声援团组织者之一、义乌人何建农说，当年有不少金华的市人大代表联名议案(建议)支持声援活动。他们的呐喊全世界都听到了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对日索赔诉讼案，从1998年2月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第一次开庭，到二审结束，原告团共经历39次开庭及两次宣判，虽然日本最高法院没有进行开庭审理，但这场持续9年多的持久诉讼产生了巨大影响。
王选说，当时他们跟崇山村的老一辈王培根等人在拟定诉讼目标时，提出4条主要诉讼目标：国际影响力、中日共同历史认识、承认细菌战史实、日本承担细菌战责任。“通过诉讼，只有承担责任这一条没有实现。”王选说，通过诉讼和日本法院的宣判，实际上日本已经承认侵华日军对义乌崇山村实施细菌战乃至解剖实验的事实。
义乌人的呐喊还没有停止，今年7月17日，以义乌籍律师楼献和王选为代表的国际维权人士一行，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状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违宪一案再次开庭，楼献在庭上发表了原告意见书，正义呐喊再次响起。
“细菌战是世界上最丑恶的战争罪行，我们对日诉讼索赔及后来的状告安倍晋三案，举起了人道、正义、和平的旗帜，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反击，也维护了民族尊严。我们的呐喊，全世界都能听到。”丁晓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