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尊重现有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超生6胎的父母，理应缴纳一定数额的社会抚养费，实在交不起，可以降低或者分期，但孩子是无辜的，他们作为公民合法的权利，不能打折或者延期，也不该为此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
北京通州张家湾镇枣林庄的张伯增一家9口人，其中6个孩子为超生，不仅长期生活困顿，而且孩子因为没户口无法升学、结婚。直到目前，还有4名子女因交不上70余万元的社会抚养费，无法补办户口。高昂的社会抚养费，让这个因超生导致贫困的家庭陷入恶性循环。
在当下的北京，一个家庭有7个孩子，超生6胎，应该属于比较罕见的现象。不管是出于“孩子多一些热闹”的传统观念，还是“必须要有男孩下地干活”的现实考虑，张伯增一家都成了事实上的严重超生户。而且因为超生，又加重了家庭负担，造成了生活困难，导致“越生越穷”。 这样的“穷人”超生现象，在北京可能是极少数，但在部分农村和偏远地区仍然存在，之前还发生过一对流浪夫妻连生10名子女的极端个案。根据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严重超生属于违法现象，应该缴纳一定数额的社会抚养费，这是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统一性，也被认为可以对生育行为起到一定调节作用。 但对个别特别困难的家庭来说，这种调节可能是无效的。这些严重超生的家庭，父母当然要承担主要责任，但在实际中，还会遇到下面的问题，超生家庭要承担多大程度的后果，如果负担不起怎么办？超生责任追究，是否应该捆绑家长和未成年子女的其他权利？ 以张伯增一家为例，他们今天的困顿，甚至个人生活的不顺，固然与父母对家庭未来缺少规划，子女太多、压力太大有关，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因无法正常落户、无法享受正当权利和福利造成的。子女无法考试升学，无法享受社保医保，甚至无法办理婚姻登记，都是这个家庭陷入恶性循环的原因。 个案虽然极端，但也说明把缴纳社会抚养费和上户口捆绑起来，并不一定是合理的。从法理上讲，社会抚养费是对违法超生行为的惩罚性收费，而户籍登记是一种社会管理手段，作为提供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依据，二者属于不同的法律范畴。在尊重现有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超生6胎的父母，理应缴纳一定数额的社会抚养费，实在交不起，可以降低或者分期，但孩子是无辜的，他们作为公民合法的权利，不能打折或者延期，也不该为此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 沉重的个案提醒我们，收缴社会抚养费与子女上户口、父母工作晋升等相捆绑的做法，是否应该有所变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