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我们自己也没料到，仅仅为了一项局部改革，已经有十几家媒体来过了。”义乌市委大院西侧的一栋办公楼里，宣传部外宣办工作人员略显倦态地说。
5月7日拿出自己的出租车改革方案，而随后“义乌版”改革方案走红，与国家部委对其“先行先试”的首肯不无关联。
5月21日，在交通运输部新闻发布会上，运输服务司副司长王水平表示，交通运输部支持义乌市积极稳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先行先试探索适合中小城市改革和发展的具体举措，为全国出租车汽车行业改革提供借鉴和示范。
记者注意到，此次发布会是在5月18日国务院批转《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后召开的。《意见》提出将“出台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指导意见”，并列入今年政府简政放权的工作任务之一。
业内人士认为，《意见》为即将启动的全国出租车行业改革提供顶层设计，而由交通运输部牵头调研的“改革指导意见”，则在《意见》公布的当月完成了初稿拟定，目前正在完成风险评估、公众参与及意见反馈等流程，“这意味着‘国版’改革方案在年内出台已无悬念。”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顶层设计理念还是“国版”方案出台时间表，都与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对外披露的“出租车改革已进入重要阶段，初步指导意见可能于上半年出台”互佐。而“浙江在线”作为该省唯一省级重点新闻网站，是当时向外界传递这一信息的少数媒体之一。
猜想并未止步。全国出租车行业改革的大幕正被拉开，有车的城市终将登台亮相，已提前站在舞台中央的义乌，是孤独的领舞者还是时代的伴舞者？
义乌有压力？
大同小异的问题被各家媒体穿插问过多轮之后，义乌市交通局终于挺不住了，向市委宣传部“求援”，希望不再被安排现场采访。
“之前蜂拥而至的媒体和报道让受访者倍感压力。作为方案的落实主体，市交通局的领导总觉得改革才刚刚起步，过于高调了反而不利于各项工作的抓落实。”宣传部外宣办负责人建议《民生周刊》记者寻找一个采访突破口。
作为金华市交通运输局局长，邱建中说他最近一直关注舆论对义乌此次改革的态度，“总体上看，理解的多唱衰的少，这说明改革需要义乌这样的先行先试者，而在经济新常态下，也期待有更多的‘义乌’站出来。”
但他同时注意到，目前，外界把义乌视为挺身而出剑客，认为终于有一个城市愿意站出来挑战出租车行业顽疾了，却没有注意到义乌改革是分步进行而非一步跨越的。
事实上，按照有序放开、市场调节、依法监管、惠民利民的要求，“义乌版”改革方案提出，此次出租车改革要分阶段实施，2018年之前是改革的过渡期。
而对于这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邱建中认为，很难做到风险的准确预估和完全掌控，需要在过渡期处理一些看似简单却很棘手的问题。正因如此，他担心，如果外界对义乌改革结果的期望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或者不能有瑕疵的话，势必给义乌改革实践者带来压力，最终，“这场改革要么变形，要么不了了之。”
采访中，邱建中强调，由于出租车行业事关众多利益方，此前很多城市将其视作改革的沼泽地和最难啃的硬骨头，而且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会贸然推进。
他解释说，对于很多城市而言，出租车行业可续发展的动力严重不足已经拖累和影响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在他看来，市民打车难、行业内部利益调整难、司机权益维护难、非法运营难题的显化等都已经成为影响义乌出租车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难点和阻点。
邱建中认为，义乌出租车行业不改革，城市的发展只能原地踏步甚至开倒车；想要一步到位地改革，又发现在国内根本找不到可以用于借鉴的范本，而国外的范本又与国情不符。
“义乌已经到了城市转型的关键期，由不得思前顾后了，只能通过改革放手一搏。”他说。
被钦点的领舞者？
值得一提的是，“国版”改革指导意见初稿完成后，一种猜测却被酝酿：已经公布并实施的“义乌版”改革方案，其思路和做法会不会就是未来“国版”蓝本？
不仅如此，有人甚至质疑，义乌的改革并非本意，而是国家部委钦点的典型城市、榜样力量。
质疑者认为，尽管国家部委认为全国出租汽车行业已经到改革窗口期，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多年来和改革相关的利益方从未停止博弈，稍有不慎就会影响稳定、引发社会问题，故而对这项改革始终处于消极状态。
因此在全国改革大幕开启前，为了更快更好地把地方思想统一到国家部委的决策上来，确保此项改革工作的顺利启动，义乌被推到台前做起了领舞者。
“这也是我们尽量减少曝光率保持低调的原因之一。”周荣兴说。
6月1日午后，义乌阵雨转晴。在多方“斡旋”下，义乌市交通局责成所属的道路运输管理局的负责人出面接受采访。
作为道路运输管理局局长，周荣兴认为，出现上述这种猜测和质疑可能有两点原因。
“首先是时间上巧合。”他说，义乌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工作方案在5月7日对外公布后，国务院就在今年的改革重点工作意见中提到了出租车行业改革的问题，紧接着就是交通运输部的支持和肯定，“而且这几个事件都是在5月份的发生的，很多人认为过于巧合。”
“其次是此前有报道说，今年3月，我们市委领导带队亲自去北京拜会了交通运输部的领导，汇报义乌改革之事并获肯定。大家可能会认为，义乌作为县级行政单位，而交通运输部是省部级行政单位，除非是磋商‘钦点’事宜，否则两者怎么可能跨级沟通？”
他重点释义道：“对义乌不了解的人可能不知道，它还有一个名称叫‘义乌试点’，拥有‘先行先试’权。”
资料显示，2011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义乌正式成为全国首个由国务院批准的县级市综合改革试点，也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之后的第十个国家级新区。不仅如此，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县级市的义乌开始权力升格，拥有整套地级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周荣兴说：“‘先行先试’让义乌有了率先发展的机遇，但对于一些重大领域改革特别是国计民生领域的改革，政策出台之前，义乌市还是会向省级有关单位和国家部委征求意见的。”
有消息称，今年3月22日，义乌市委书记李一飞率队赴京，其间曾拜会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运输司司长刘小明，汇报出租车改革情况，获得后者肯定。
9天后，义乌交通运输综合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成立。
尴尬的“义乌零”
事实证明，助燃其改革烽火的，不是“北京”而是义乌自己。
2014年8月，履新不久的义乌市市委书记李一飞参加了外商组的分组讨论，听到与会的外商代表集中反映的问题之一，便是包括交通拥堵、出租车运营管理不规范和不文明在内的交通问题。
“230万人，这是每年5月到11月全市进入人口叠加高峰期时的均值。1350台，这是2014年全市出租车保有量。72%，这是1350遇到230万时，全市出租车里程利用率。”义乌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吴厚盾为《民生周刊》记者细数着他心底那本账。
里程利用率是出租车在有客人状态下行驶的里程与当天营运总行驶里程比，按照惯例，里程利用率超过65%的城市就应该增加运力，也就是说“全市至少有2000台出租车才能基本满足这期间的运力需求”。
但问题的关键是，吴厚盾说：“从2003年到2007年，全市出租车新增投放832台。但从2008年至2014年增投数量为零，1350台的保有量被悬了7年。”究其原因，他直言：“为了全行业的稳定！”
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义乌少数服务业从业者开始寻找新的糊口之路，开起了“黑车”。
“黑车”的突然插足，让每月要缴纳近万元份子钱的出租司机大为不满，他们据此为由，要求政府承诺不增容新的出租车并提高原有出租车的运价。
暂停新车增容是缓兵之计，可同意；提高运价实际上黑着脸把钱从百姓兜里掏出来，放进出租车公司的兜里，司机本身不是受益主体，不可取；最终，义乌市政府认为还要从问题的根源处下手。
“现在到了不打击不足以稳秩序，不整治不足以稳人心，必须坚决挖出这颗毒瘤。”直到今天，相关新闻网站上还能找到时任义乌管理者在2008年时对“黑车”问题的表态。
然而，风声一过，“黑车”还在穿街过巷，无论怎么表态，出租车司机均不买账。
对此吴厚盾也很无奈：“只要市场有需求，‘黑车’永远都是禁而不绝的。”
“火车站、飞机场、商贸城，总之人多的、不好打车的、出租车司机不愿意去的地方我都去。”2009年，一个上海人的招手，让老曹用私家车赚到了第一张20元钱。直至《民生周刊》记者遇见他时，他已经是辞掉业务经理6年、给老家父母翻建了新房、又把女儿送进一所私立中学的老黑车司机了。
按照现行的执法标准，义乌交管部门会对每辆暂扣的“黑车”处以3万元的罚款，“如果‘黑车’车主不前来处理，我们将委托法院强制执行，将车拍卖。”吴厚盾解释说。
然而，就连“黑车”司机自己都承认，应对监管，他们也有自己的生存法则。
“我老乡也是开‘黑车’的，他手上有三台车，风声紧的时候，这三台车就倒换着开。即便走霉运被抓了，每台车的残值都不到两万块。”老曹说。
义乌“摇一摇”
“如果出租车行业是一把吉他，既然政府的手已经拨动出美妙的弦音了，那就换成市场的双手继续演奏。”义乌市交通局道路运输管理局局长周荣兴说。
他举例说：“比如我们打破了封闭经营的模式，在原有2家国有、4家民营出租车公司的基础上，引入增加5家新公司。未来，这11家公司按照新的要求、新的机制，来进行运行。这将加剧当地的出租车行业竞争，倒逼各公司从内部管理上挖掘潜力提高服务质量。”
有观点认为，这是义乌此次出租车改革向放开市场管制走出的重要一步。
《民生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事实上，引入增加的这5家出租行业新成员，是通过像彩票摇号的形式产生的。
与改革方案发布日期同步，5月7日，义乌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向社会发布《招选筹组出租车客运股份有限公司主发起人》的公告。
公告规定了主发起人的报名条件。首先是在义乌注册登记的企业法人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另一个门槛，是报名者要往指定账号打入800万元现金，其中押金750万元，保证金50万元。
“报名截止时，我们统计了一下，一共有100多个报名者。由于公告中没强调报名的自然人必须是义乌人，所以报名者中还有一个四川人。”吴厚盾说。
通过资格审查后，最终有76位报名者在5月13日下午走进乒乓球摇号的现场。
“看到公告时离报名截止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我让我老婆去报名，我去筹钱，结果还真是她拿的那个62号球中了，而且还是第一个中的！”
作为事后被媒体广泛关注的“幸运自然人”，楼显明在自己的“义乌市顺凯出租车客运股份有限公司”的办公区向记者回忆着当天的意外和兴奋。
正如他自己所说，5月份以前他还是义乌一家童袜厂的老板，现在旗下又多了一家出租车公司，但70后的他认为自己并不是外行，“开过4年的客运班线，对公共交通领域不陌生。”
和楼显明一同中签的，还有另外两名自然人，以及两家公司，其中恒丰运达出租车客运股份有限公司是义乌出租车“龙头”恒丰集团的子公司，是此次中签唯一国字号发起人。
“一个是学习中的民企，另一个是有经验的国企，很多人会担心两者的竞争环境不一样，但对于出租车行业而言，两者各有优势，关键在于股权认购者的选择。”恒丰运达公司总经理陈显明说。
按照义乌市道路运输管理局规定，中签的5家新公司股份总数为100股，股本总额为600万元人民币。中签者为主发起人，需认购51股，剩下的由曾经的出租车个体牌照持有者认购。
“有一个认购者都到恒丰那边报名认购了，又回来我们这边认购，他说他后来想想，可能是我们这边的机制更灵活吧。”楼显明告诉对方，市场就是市场，“得按规律办事。”
“过渡期内分年度视情况新增出租汽车营运权指标，2015年第一期新增150个，调剂100个;第二期新增100个，调剂100个，向新进经营企业开放。”周荣兴对记者说。
“义乌此次改革的亮点已被公认有很多，但至于亮点会不会成为国家方案的内容我觉得这并不主要，因为方案是对各地改革的指导，而究竟选择哪种思路各地的城市管理者会有所考量。”金华市交通运输局局长邱建中说。
在他看来，作为已提前站在出租车改革舞台中央的舞者，义乌已经舞出了放开市场管制的舞步，未来义乌会与其他城市一起，为整个时代伴舞。(《民生周刊》记者 郑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