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方便读者阅读，本文以受访者为第一人称。)
我叫张曙，1937年出生于义乌东门的一户小康之家。爷爷和父亲在上海开店做火腿生意，年幼的我跟着母亲和奶奶一起生活在义乌。
从出生起，奶奶就一直把我当宝贝疙瘩一样地疼爱着，有好吃好喝的都留给我。1941年春天的一天，日军投下的炸弹摧毁了我们家的房子，我差点因此丧命。
那天，我正在被窝里熟睡，当四周响起轰炸声时，正在堂屋做活的奶奶立即叫母亲把我从床上抱下来，一起躲到旁边柴房角落里的桌子下面。母亲刚钻到桌子底下，耳旁就传来异常大的声响。稍过一会儿，奶奶探头往外一看，吓出一身冷汗，原来我刚刚睡的房间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如果母亲再晚个一两分钟去抱我的话，估计我们都要在这场轰炸中丧生。
房子被炸塌腾起的灰尘，让人眼睛都睁不开，再加上周围的各种嘈杂声，惹得我哇哇大哭。奶奶把我从母亲手里接过去，哄了好一会儿后，我的情绪才逐渐平复。家被炸毁了，母亲只好带着我投奔在上海的父亲。裹着小脚的奶奶担心会拖累我们，所以没有随行，而是留在义乌和叔叔家一起生活。
当时去一趟上海也很不容易，母亲带着我在东江桥头坐船先到金华，然后经兰溪、桐庐、富阳抵达杭州，最后从杭州坐火车到上海。战争年代，一位柔弱的妇女带着年幼的孩子长途跋涉，一路上的艰辛不言而喻，幸运的是，我们终究还是平安地见到了父亲。
本以为这次的分别只是短暂的，没想到竟成了我和奶奶的永别。1941年秋末，在路上辗转奔波了一个多月的叔叔来到了上海。原以为他是来接我们回去的，不想却是来报丧的。原来奶奶因为染上鼠疫一个月前去世了。我那时虽然还小，但已经有点懂事，获悉奶奶过世的消息后，我当场就大哭了起来。
听我叔叔说，那段时间叔叔一家和其他很多人一起，白天逃到乡下避难，晚上才回来，而奶奶因为小脚行动不便，就呆在家里，没有跟随。然而，不幸就这样发生了。根据叔叔的描述，奶奶染病时几乎浑身淋巴结都肿了起来，发高烧，还抽筋，难受得把床上的蚊帐都撕扯烂了，惨不忍睹。
1995年，王选对侵华日军在义乌进行的细菌战展开调查。这时我才知道，奶奶的死原来跟侵华日军有关。多年的悲伤之情终化作一种力量，我决定为逝去的奶奶讨个公道。2001年，我加入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者原告团，前后五次自费远赴日本，在日本的法庭上控诉侵华日军的罪行。
然而，被告日本政府代表很傲慢地不开口。这让我们感到很愤怒。在原告团的努力下，控诉曾取得过阶段性胜利，东京地方法院大法官认定，日本声名狼藉的“731”等细菌部队确实在日本军部的命令下使用过生化武器，但是法官却拒绝了原告的赔偿要求，日本政府也没有道歉。对于这个结果，我很不满意。我们应该向他们讨个公道，赔偿是次要的，关键是要他们政府向我们这些受害者赔礼谢罪。
如今，我已经是个76岁的老人了，很难再远赴日本追讨说法。但，在有生之年，我会一直关注着这件事情，希望能为奶奶等来一个公道，告慰她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商报记者林晓燕笔录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