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母喜欢坐在弄堂里，很寂寞的样子，看着年轻男女从她身边走过。
在旧上海喧嚣而躁动的夜，晃动的有轨电车拖着隐约的铃声远去，就有穿着粉艳旗袍的女人走过，指间燃着一支“美丽”牌香烟或是捧着一纸袋尚有余温的糖炒栗子，款款地用高跟鞋在里弄的石板路上踩出一串风韵。某户人家的收音机里周璇的歌声响起来，一段悲喜交加的浮生故事缓缓拉开序幕，这是陈逸飞先生拍的电影《逃往上海》。而我的外祖母曾经也用她青葱一样的年岁，编织过美丽的上海旧梦。可惜的是她没有穿上旗袍去历经上海滩的纸醉金迷，她只是在日本人办的纱厂里做了一名普通的女工。
外祖母背着行囊跟着外祖父来到上海时只有十八岁。外祖父比外祖母还要小一岁，十七岁。他们用十七八岁的目光打量着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在他们纺纱或是做黄包车夫的日子里，总会不经意地想起一个叫“高邮”的地方，那是他们的故乡。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湖，叫高邮湖，生活着成群的大雁。那儿还是一片平原，生长着葱茏的麦苗、玉米和土豆。他们是来寻梦的，他们到遍地黄金的上海寻梦，支撑一个简陋的家。就像是辛苦衔泥的燕子，为了生活必须付出艰辛。
我知道汪曾祺老先生的老家也是在那个叫高邮的苏北小县，汪曾祺的文字里有大段关于高邮的描写。我读过的其中一篇是写他父亲怎样和他一起放风筝。放风筝的年岁里外祖父和外祖母告别了油菜花大片盛开这样一种景致，到那个充满有轨电车的铃声和收音机声音的大都市里寻梦。
是人总要寻梦的。我也一样，我的寻梦和外祖父外祖母不同，试图通过文字发现美丽并且找回自己。我也有幸到过汪先生放风筝的地方。那儿的空气异常新鲜，放眼望去是大片的原野，原野上生长着包括爱情在内的所有作物。原野上还有纵横的河流，像是大地的血管。船头立着的是别有韵味的苏北船娘，用委婉的调子唱着大约是一种情歌的歌谣。这里的阳光慷慨地赐于万物，视野里一览无遗的除了庄稼还是庄稼。当我站在尘土飞扬的土街上，看到小小的菜摊，看到斑驳的土墙，看到买烧饼的中年夫妇，我就会感到一种纯朴的民风像阳光一样侵入到我的肌体，我能感受到这条未被污染的土街或许正是我精神的城堡。站在土街中央的感觉和站在大上海南京路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一种苍凉，一种质朴和自然，像清风一样轻轻抚平你浮躁的心境。
我知道外祖母为什么要在弄堂里思念家乡了。家乡是两个很容易使人落泪的字眼，外祖母用她历经沧桑的心境回望五十多年前她离开家乡的过程时，总会有一大段的沉默时光。外祖母在大上海一直生活在下层，尽管她也可以称自己为上海人。她是国棉十五厂的普通女工，她的丈夫是杨浦发电厂里看传达室的老头，他们的众多子女中有发达的，也有为生计而愁眉不展的。总而言之，这是一户普通的家庭，住着普通的房子，房子上有一块普通的房号，房号上写着，龙江路75弄12号。
直到外祖母闭上双眼，她也没能再去看看野花遍地的家乡。在她孤独地坐在弄堂里的时候，曾经向一位沿门卖花的女孩买下过一朵玉兰花，并且插在了自己白发苍苍的鬓边。孤独是美丽的。
岁月像一把锉刀，锉去了我们的风华，有谁会懂得大都市的小弄堂里有一位被岁月打磨得毫无光泽的老年女人的心境。她的离去，使另一位故乡同样在高邮的老年男人伤心了许久。他就是我的外祖父。有一天他选择了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也坐到了弄堂里。没有电车铃声，没有旧上海曾经有过的繁华，也没有他拉黄包车在大上海的大街小巷奔走的影子。他是在思念五十多年前最苦的那段风雨路，思念五十年前的妻子穿着土布衣裳的年轻模样，还是代替妻子思念他们共同的家乡?
荞麦花儿开了，高邮的天空，她还蓝吗?
海飞，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获人民文学奖、“四小名旦”青年文学奖、《上海文学》首届全国短篇小说大赛一等奖、2004年度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著有小说集《后巷的蝉》，散文集《丹桂房的日子》，长篇小说《花雕》、《壹千寻》、《花满朵》及影视作品若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