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丝绸之路的历史，也是中国茶叶对外交流的历史，丝绸之路又被茶业界奉为“丝茶之路”，茶叶元素构成了丝绸之路永恒的旋律。
如今的义乌，是新丝绸之路的起始点，而古丝绸之路的驼铃声，虽已在岁月流逝中渐行渐远，但穿过时光隧道，掸却历史尘埃，依然能循着蛛丝马迹，探访到一些历史新的节点，仔细分析，我们发现义乌还是古代丝茶之路的起点之一，尤其是博大精深的日本茶文化，义乌是其源头之一。
中国之茶源远流长
纵观五千年的茶业沿革史，几乎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是一脉相承的，它在中华文明史上，乃至人类文明史上，都留下了绚丽多彩的一页。
大量的历史资料和近代的调查研究材料，可以确认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这可从多方面得以佐证。首先我国是野生大茶树发现最早、最多的国家，在西双版纳，至今还存有一棵世界公认的“茶树王”，它树高14.7米、胸围2.9米，这棵古树至今仍根深叶茂，堪称奇迹。
其次，茶字的演变与确立，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告诉人们，“茶”这个字的字形、字音、字义，最早也是由中国确立的，如英语的“tea”、法语的“the”、德语的“thee”、拉丁文的“thea”，与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发音一脉相承，广东人发音为“cha”，福州发音为“ta”，而厦门、汕头则是“te”；而俄语的“yau”、朝鲜语的“sa”、土耳其语的“chay”等则与我国北方“茶”字发音相似；至于日本语的“cha”、印度语的“cha”都为“茶”字原音，难怪1753年，瑞典科学家林奈在《植物种志》中，把茶树的学名定为CameliasinensisL.，其中sinensis就是拉丁文“中国”的意思。从茶字的演变可以确证，科学家把茶树与中国等同起来，成为中国的代名词，是符合史料轨迹的。
除茶的读音外，中国还是世界上最早对茶进行深入研究的国家。最早见到茶名“荼”字的《尔雅》以及最早记述中国种茶、饮茶的《华阳国志》(公元前1100年)尚存于世；至于成书于公元758年前后，唐·陆羽撰写的《茶经》更是中国第一部，也是世界第一部茶书，难怪世界知名人士评价，茶不仅为中国所发现、所利用、所栽培，是茶的发祥地，而且从茶书、茶艺、茶俗、茶品、茶礼等等，处处闪烁着中华各族人民的精神文化境界和高洁素雅的文化氛围，中国是茶文化的摇篮。
日本之茶源于中国
世界各国的茶树引种、栽培技术、加工工艺、饮食方法，甚至如前所述的“茶”字发音，最初都直接或间接由中国传入。据史料记载，华茶外传于西汉，茶叶最早经由丝茶之路传到西亚，接着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
在日本文化中，禅文化占有很大比重，这是日本文化最有代表性、最有特色的文化现象；而日本茶道艺术的思想背景为佛教，其思想的核心为禅。茶道与禅宗是一组平行且并驾齐驱的关系，因而在饮茶习俗传入日本的初期，饮茶活动是以寺院、僧侣为中心展开的。
中国唐代，国运兴盛，万国来朝，其中不乏乘木船而来的日本僧人，他们或短期、或长期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包括享受丰裕的饮食生活。而一旦回国，难耐日本饮食，尤其是斋饮的粗陋，而远道带回的茶叶在中国既是文人雅士的风流之物，也是出家山林的僧人们的洁净之物，于是，以其来自中国士大夫圈子的高雅脱俗之物，成为寺院斋饭的点睛精品和敬献权贵的珍品，难怪有人说，日本茶文化是起源于僧侣及上层社会对唐风文化的崇拜和无条件的吸附，初始是贵族们竞相效仿的风流雅事。难怪日本茶道兴起之初的“寺院茶”、“书院茶”，都还没有脱离趋附唐风的影子。
而无论是茶树的移植，还是中国茶文化对日本的传播，其中有一人功莫大焉，这就是最澄。
最澄(767-822)，日本近江(滋贺县)人，俗姓三津首。其先人为归化日本之汉人。据日本茶的历史年表记载:“公元805年，在佐贺县大津市的日吉大社，种植了由最澄从中国带回来的茶树果实。”最澄将这些茶籽种植在京都比睿山麓，形成了日本最早的“日本茶园”，至今还在京都比睿山的东麓，还立有《日吉茶园之碑》，在这通碑上记载了最澄在中国携回茶种辟园种植的经过。这也是中国茶种传往国外的最早文献记载。而正是这个最澄，盛唐时期曾来过义乌，且成了义乌与日本交流交往的文化使者。
“茶祖”最澄情缘乌伤
兴许有人会说，把最澄说成是日本“茶祖”，是张冠李戴，因为日本本土是尊荣西禅师(1142—1215)为茶祖，因为他不但从浙江带回茶树茶籽，而且还用日式汉字写了日本第一部茶书———《吃茶养生记》二卷。但笔者认为日本真正的茶祖是最澄而非荣西，因为最澄将茶叶引进日本，比荣西早360多年，目前存留日本的最早茶园也是最澄引进茶籽栽种的，更何况日本许多资料都记载:“至唐代，茶叶由日本高僧最澄将中国的茶树带回日本，茶这种饮料就在日本生根发芽，日本栽培茶树由此开始。”
那么，最澄究竟是从中国何处将茶树引入日本的呢?史料上虽没有记载，但笔者认为从乌伤(义乌)引进可能性最大。
理由之一。最澄不仅到过乌伤，“曾在双林为僧”，且对乌伤尤其是双林寺有着深厚感情。“唐贞元二十一年(805)，有日本高僧最澄在中国写就的《双林大士集》一卷二十纸”(见《义乌丛书》之一《义乌文化的海外影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47页)；据最澄著《传教大师将来越州录》一书记载，最澄带回日本的天台宗经典中除了自撰的《双林大士集》一卷二十纸，还有《傅大士还诗十二首》一卷、《浮沤篇》一卷……同时，他还在自己撰写的《内证佛法相承自脉谱》之《天台法华宗相承师师血脉谱》中，把傅大士纳入天台宗之法脉，名列鸠摩罗什三藏之后，天台二祖慧文大师之前。由此可见，最澄对傅大士是尊崇有加，更何况，最澄乘遣唐使船入唐，大多时间是在龙兴寺师从天台宗九祖湛然(天台宗八祖、傅大士六世孙玄朗弟子)弟子道邃学习天台宗，而这一时期，因受慈恩、贤首各宗派势力的影响，天台宗处于衰落期。天台宗教义是“一心三观”，傅大士的代表作《心王铭》，以及他倡导的“三观一心，推检四运”与其教义十分契合，再加之天台宗尊傅大士为祖师，声望很高，故最澄来中国之前，正推出傅大士作为复兴天台宗旗帜，这其中湛然就是吹鼓手之一，在其著作《止观义例》里极力推崇傅大士，“设使印度一圣(指达摩)来仪，未若兜率二生(指傅大士)垂降……”正因如此，“……最澄回日本后，日本天皇令臣下营建伽篮及十七僧房赐予最澄。最澄以此地之形状类似中国东阳郡乌伤县之娑罗双林寺，遂号‘双林寺’且这个双林寺，在日本还延续至今……”这就不难理解了。
理由之二。乌伤双林禅茶之熏染，使得最澄将茶与佛教的默契带到了日本。茶与佛教的联系，十分密切，这是因为佛教徒修持生活的重要一环就是坐禅，而坐禅要求静坐、敛心、集中思维，专注一境，这就得靠茶提神益思、生津止渴、消除疲劳。因而说“品茶为参禅前奏，参禅成品茶目的”。正因如此，最澄来双林游学之际，这里已专设茶寮(茶室)以招待上客；设有“茶堂”，以供禅僧讨论佛理，招待施主宾客，品尝名茶之用；这里还有“茶头”，专事烧水煮茶，献茶待茶；同时还有“施茶僧”，为游人惠施茶水。而且据史书载，“石桥供茗必有乳花效应。”寺僧每日以茶供养罗汉，茶杯中常常出现“八叶莲花”等花纹图案。这种禅茶文化，令最澄醍醐灌顶使得他有心了解茶禅真味及双林寺供茶的种种仪轨。可以想见，他回日本后所创立的佛教寺院中定是积极推介双林寺院茶风。据说他圆寂时曾留下六条遗戒，其中之一为“地位越高者，越应该满足于布衣粗食。”这和中国茶圣陆羽的“茶宜精行简德之人”的茶道核心思想同出一辙，可以说深悟了茶道精神。此等修养和对日本茶文化的影响，可以从《文华秀丽集》中收有的一首嵯峨天皇与最澄的唱和诗《澄公奉献诗答》看出，由于受双林禅茶的影响，茶对最澄来说已须臾不离左右。而且从诗中也透露出最澄与天皇属莫逆之交，再加之他是被日本佛教史上誉为“入唐八大家”之一，圆寂后又被清和天皇追赠为“传教大师”谥，这是日本有大师称号的开始。鉴此，他能成为日本茶文化领袖也就不足为奇了。
理由之三。品牌效应，促使义乌茶文化在日本发扬光大。据《浙江风物志》载:“浙江省的茶叶生产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出版344页)。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我们义乌无论是制茶产业还是茶文化，都走在浙江前列。早在南朝梁时傅大士(497—569)的组诗《行路易》就写到了茶:“须弥芥子父，芥子须弥爷；山海平坦地，烧冰将煮茶。”(《傅大士集》“卷三”诗偈18页)。
傅大士的诗虽不是歌咏茶，他是以地形高低，冰火互变，辩证地提示矛盾对立统一，但毕竟能证明茶在1500多年前的双林已成平常事。
不仅如此，那时的乌伤双林已有了自己的茶叶品牌，这有权威的史籍佐证。有明一代万邦宁著的《茗史》中载道:“双林大士自往蒙顶结庵种茶，凡三年得绝佳者，号‘圣阳花’、‘吉祥蕊’各五斤，持归供献。”(《茗史》卷下8页，“结庵种茶”详见《续修四库全书》1115册)；清代刘源长撰，余怀补的《茶史》也有类似记载“圣阳花，双林大士自往蒙顶结庵种茶，凡三年得极佳者，曰‘圣阳花’。”(《续修四库全书》1115册)。而且这两个品牌久盛不衰，在陶谷的《荈茗录》中记载:“宋有龙坡山子茶、圣杨(阳)花、吉祥蕊……”(《中国饮食文化史》16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品牌的背后就是文化，乌伤双林茶文化对最澄如此灌输，他返回日本自然不仅带走了这里的茶籽，而且势必要将这里的茶文化在日本发扬光大，难怪如今日本“茶”字发音是“chà”，与义乌发音“zua”(国际音标)十分相近。
古人常常以茶为范，以茶载道，而今天的我们，追念的是茶与日本之间化不开的浓情和传播久远的天籁。
(作者注:文中部分史料系傅健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