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谢高华带领县级领导班子成员和乡镇及部门领导，赴温州考察学习发展个私经济时合影。前排居中谢高华、左一范华福、左二仲济仁、右一虞秀洪，后排左一赵仲光、左二王辉忠、左三郑松年、居中杨守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曾在谢高华老书记身边工作。15年后曾有人约我合写一本书，名字就叫《谢高华与义乌》；30年后，曾有一位金华退休的市级老领导当面说我“前怕狼后怕虎”，身为金华市婺剧促进会会长，至今也不编排一个谢高华的戏……近期看到媒体接二连三刊登有关谢书记事迹的文章，新华社开了头炮，省委书记、组织部长都作批示，要树敢于担当的谢高华式典型。受到党心良心发问，我也该出来说几句。
谢书记在义乌工作的那个时期，正是“实践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全党全国思想拨乱反正，但与城乡分割、计划经济铁律相关的政策法规尚未全面梳理变革之际。春江水暖，百废待兴的地方党政主官投石问路，中央“摸着石头过河”的1号文件表述是“可以、可以、也可以”。
贫穷落后的义乌经济从哪找到发展的突破口?“鸡毛换糖”行为究竟姓资还是姓社，该阻还是该放?部分先富起来的民间能人该否还是扶?面对国营、集体商业敌不过地摊的价格竞争之呼声该听还是不听?税收征管是“养鸡生蛋”还是“杀鸡取蛋”……面对这一团团乱麻与疑云，谢高华的态度是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衡量标准，力排众议，语出惊人。
——从“三个不准”到“四个允许”。在当时占比80%的农村，凡是姓“米”的、姓“木”的、姓“棉”的产品均属“统购包销”范畴，农民只能耕田种地，不得公开用米、麦加工饼干、糖果和糕点，山上的树木不能砍来制作桌椅箱桶，棉花收获以后不得自行纺纱、织布、做服装买卖，如此等等。
记得有个周末，我与工商部门负责人随谢书记下乡到佛堂王宅宝山头村，当看到有个自然村开有代销店，工商人员指责不合法规时，谢书记当场加以“否定之否定”。可见，当时谢书记在大会上公开宣布农民“四个允许”(实际上不止四个——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搞长途贩运，允许土地转包，允许少量雇工，允许开放市场和平等竞争等)是多么难能可贵!需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和风险，彰显多大的胆量与魄力!
——从阶级斗争眼光看人到改革开放标准取士。在义乌工作的岁月里，谢书记一直在沉思，在数以万计的农民中，发展经济靠谁来带头?于是，他身披军大衣，脚踩解放鞋，跑遍义乌大街小巷。毛店的柑橘专业户朱志清，合作的花卉养殖专业户金序龙，杨村的切刀大王朱明忠，华溪的“黑包头”虞荣海，还有徐村九联的养鸭大户，吴店的养猪大户，福田的啤酒加工厂，一个个鲜活的勤劳致富典型，催他问人问己，他们不正是“一心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共产党”所需要依靠的力量吗?1982年11月，义乌剧院里锣鼓喧天，台上“万元户”披红戴花，几十万份勤劳致富倡议书飞向全县乡村农户，“斜眼看能人”“致富怕露富”的风气为之一扫。
——从“竭泽而渔”到“养鸡生蛋”。工商部门松手农民经商办厂之后，随之而来的争论是税该怎么收?地摊交易无需开发票，做一笔生意扣一次税也不现实，怎么办?谢高华给财税部门的指导思想是要在市场繁荣、税源增长、百姓增收三个要素之间求出共约数，于是就有了至今仍在沿用的“源泉控管、定额计征”之创新。这一关乎义乌市场命运的做法在当时可是“压力山大”，不是“乌纱帽拎在手上”，是绝对做不了的事。
有次在金华参加学习安徽滁县改革经验的大会期间，他突然问我，“小杨，你怕不怕?”当我尚无准确对词之际，他又语重心长地补了一句说:“有时候，发现真理难，坚持真理更难!”工作实践果真如此。由于全国性的改革经验上升为政策法规需要一个过程，有些部门有不同想法在所难免，但消极等待又会贻误时机。面对两难选择，谢书记在破旧的机关大会堂里放出狠话:“你们所有部门都是义乌县委县政府的机构，谁不执行县委县政府的决定，你那个庙我拆不掉，庙里的菩萨随时可以搬掉!”
杨守春书法作品《鸡毛飞上天谢公情难忘》。
他的年龄不属最轻，文化不属最高，但他对知识和人才的认识与重视是最好的
说以上这句话的人是当时担任金华地委宣传部长的陈培德，时间在1984年夏季，会议对象是义乌全县教师代表，主持人是我。不足初中文化的谢高华时年54岁。
陈培德部长的话准确无误，以下两例为证。
其一，义乌民风耕读传家，勤耕好学蔚成风气。但因经济落后，老师苦教，学生苦学，当地百姓自嘲为“鸡窝”里飞出“金凤凰”。“再穷不能穷了教育，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常以“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为口头禅的谢高华，心中早有一梦:什么时候能像日本那样“每到一处，最好的房子总是学校!”
记得有天干部大会结束后离食堂开饭还有一个多小时，他临时叫我随同去城郊的杨村公社转转，并嘱咐不要事先告诉当地领导。在村民引路下来到教室后，眼前的面貌是“三有三无”———“有桌子没抽屉，有窗户没玻璃，头顶满天星(瓦破)，脚下地不平(泥地)。”此后十多天，他又带上我开个吉普车跑遍了全县五区两镇，看教室，走街坊，访有钱人，见慈善家……，胸有成竹之后，在乡下让我打电话通知召开区镇乡主官和机关相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五路进财，集资办学”的创举就这样诞生了。当他边翻笔记边侃侃而论时，台下惊叹不已，无不为他的念民之心、务实之风、真知之见所折服。
其二，“事业要靠年轻人，年青人的长处很多，而我的长处只有一条，就是犯的错(经验教训)比你们多。”1983年前后，正是以“干部四化”解决“青黄不接”的特殊时期，谢高华唯品行正、能干事是举。后来的省委副书记王辉忠，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郑松年，丽水地委书记赵仲光，省审计厅厅长、国资委主任陈正兴等都是经他力荐进县级班子的。现任义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秀仙，当年才25岁。
说到这里，还不得不说及他对历史文化的重视，除了“多路进财办文化”，还亲自主导了冯雪峰、吴晗和陈望道三大义乌当代名人的纪念活动，丁玲、廖沫沙来了，陈望道“真理的味道”还被习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起。
说以上这句话的人是当时担任金华地委宣传部长的陈培德，时间在1984年夏季，会议对象是义乌全县教师代表，主持人是我。不足初中文化的谢高华时年54岁。
陈培德部长的话准确无误，以下两例为证。
其一，义乌民风耕读传家，勤耕好学蔚成风气。但因经济落后，老师苦教，学生苦学，当地百姓自嘲为“鸡窝”里飞出“金凤凰”。“再穷不能穷了教育，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常以“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为口头禅的谢高华，心中早有一梦:什么时候能像日本那样“每到一处，最好的房子总是学校!”
记得有天干部大会结束后离食堂开饭还有一个多小时，他临时叫我随同去城郊的杨村公社转转，并嘱咐不要事先告诉当地领导。在村民引路下来到教室后，眼前的面貌是“三有三无”———“有桌子没抽屉，有窗户没玻璃，头顶满天星(瓦破)，脚下地不平(泥地)。”此后十多天，他又带上我开个吉普车跑遍了全县五区两镇，看教室，走街坊，访有钱人，见慈善家……，胸有成竹之后，在乡下让我打电话通知召开区镇乡主官和机关相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五路进财，集资办学”的创举就这样诞生了。当他边翻笔记边侃侃而论时，台下惊叹不已，无不为他的念民之心、务实之风、真知之见所折服。
其二，“事业要靠年轻人，年青人的长处很多，而我的长处只有一条，就是犯的错(经验教训)比你们多。”1983年前后，正是以“干部四化”解决“青黄不接”的特殊时期，谢高华唯品行正、能干事是举。后来的省委副书记王辉忠，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郑松年，丽水地委书记赵仲光，省审计厅厅长、国资委主任陈正兴等都是经他力荐进县级班子的。现任义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秀仙，当年才25岁。
说到这里，还不得不说及他对历史文化的重视，除了“多路进财办文化”，还亲自主导了冯雪峰、吴晗和陈望道三大义乌当代名人的纪念活动，丁玲、廖沫沙来了，陈望道“真理的味道”还被习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起。
新老义乌人为谢高华老书记庆祝八十五岁生日。
勤学、好研、朴实，不念稿子、不作传声筒
“谢高华的白天至少80%用来跑基层，90%的深夜都在办公室看资料”，这种说法并不过份。“吃透两头”、“抓两头”是他的基本工作方法，前者是上头精神与基层实际，后者是先进与后进。
有次下乡途中，他若有所思地问我，看过《激荡百年史》这本书吗?我当时一头雾水。后来才知他正在琢磨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日本兴衰史，前面说的“一流房子是学校”就是出自此书。
关于义乌“兴商建县”战略方针的酝酿，当时并非无疑虑。有人说，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商业流通不产生劳动价值，“只是售货员把商品从货架上搬到柜台上而已”。对此，他的想法是我们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马克思还讲过另一句话，“要实现产品向商品的转化，必须经历(商品流通)这一惊险的一跃”。况且，日本的贸易立国已有成功先例!
由此可见，当年谢书记的大刀阔斧，并非心血来潮、“无知无畏”，而是“理论武装头脑，思想决定行动”。记得当年，理论联系实际的义乌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经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马守良还带媒体专程来义总结并在浙江日报头版加评论推广。
谢书记不喜欢坐办公室，也不习惯念稿。他的讲稿除党代会政治报告，其他都是他讲、秘书记录，后整理转发执行，没有空话套话。上级开会归来，也不是马上作传声筒式贯彻，而是吃透上头精神和外地经验，迈开双腿寻觅适合义乌水土的“东西”，逆向思维，创新之举令人刮目。开了会议，也不是马上抓汇报，而是又去跑基层，及时发现各地贯彻中的好做法好实例，再来开现场会或经验交流会，接下去就是开“落后地区现场会”。这种方法，就是当年毛泽东主席倡导的“抓两头，带中间，促平衡”。
“谢高华的白天至少80%用来跑基层，90%的深夜都在办公室看资料”，这种说法并不过份。“吃透两头”、“抓两头”是他的基本工作方法，前者是上头精神与基层实际，后者是先进与后进。
有次下乡途中，他若有所思地问我，看过《激荡百年史》这本书吗?我当时一头雾水。后来才知他正在琢磨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日本兴衰史，前面说的“一流房子是学校”就是出自此书。
关于义乌“兴商建县”战略方针的酝酿，当时并非无疑虑。有人说，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商业流通不产生劳动价值，“只是售货员把商品从货架上搬到柜台上而已”。对此，他的想法是我们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马克思还讲过另一句话，“要实现产品向商品的转化，必须经历(商品流通)这一惊险的一跃”。况且，日本的贸易立国已有成功先例!
由此可见，当年谢书记的大刀阔斧，并非心血来潮、“无知无畏”，而是“理论武装头脑，思想决定行动”。记得当年，理论联系实际的义乌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经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马守良还带媒体专程来义总结并在浙江日报头版加评论推广。
谢书记不喜欢坐办公室，也不习惯念稿。他的讲稿除党代会政治报告，其他都是他讲、秘书记录，后整理转发执行，没有空话套话。上级开会归来，也不是马上作传声筒式贯彻，而是吃透上头精神和外地经验，迈开双腿寻觅适合义乌水土的“东西”，逆向思维，创新之举令人刮目。开了会议，也不是马上抓汇报，而是又去跑基层，及时发现各地贯彻中的好做法好实例，再来开现场会或经验交流会，接下去就是开“落后地区现场会”。这种方法，就是当年毛泽东主席倡导的“抓两头，带中间，促平衡”。
从“退回年鱼”到“三个没有”，官商亲、清关系堪称楷模
习总书记提出，官商之间应该建立正常的亲、清关系。但这个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许多人不得要领，要么不分你我，权钱交易，贪污受贿；要么“孩子与脏水”一起倒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避嫌不作为，不敢担当。在这方面，谢书记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民欲塑像感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又有这样的事例，常人不敢相信，确是事实。
实证一，退回年鱼。义乌工作期间的一个年底，忙完政务，除夕之日驱车回衢州。刚出义乌，驾驶员临时停车，后见有个先富起来的创业农场主撑着雨伞到车窗打过照面。等车重新开启后，谢问司机，刚才他来做啥?回答:“拎了桶鲫鱼送你过年。”闻罢，谢让司机掉头，奉还方休。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小事，且有作秀之嫌。那就说点大事吧。
实证二，三个没有。在义乌这个地方，房子几万一平米，一个摊位的转让金几十万，还有小商品城集团的上市原始股……照说，这三样对于功成名就的谢高华来说，只要不加拒绝，有是正常的，没有是不正常的。可是他，这三样全没!环顾左右，扪心自问，咱有几个能做得到?!
回想当年，在他担任义乌书记期间，我从办公室的文秘人员破格提拔为义乌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竟然没有送他抽过一支烟，也没请他吃过一餐饭。而他，既没许过一次愿，也没事先透过一丝风。直到金华地委董朝才书记到义乌集体谈话宣布，方知是“组织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