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列全国百强县前列的浙江义乌市，拥有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职工队伍庞大。当地户籍人口68万，外来人口却超过了74万。绝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在中小型非公企业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小商品和外贸产品加工。劳动关系错综复杂，职工权益受侵犯的现象时有发生。
义乌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说，每年劳资纠纷、劳动争议多达1万起。以往其中70%获得解决，30%由于维权成本高、维权渠道不畅等原因得不到及时解决，由此酿发种种事端。一些外来务工人员转而依靠地缘关系形成的组织，甚至采取极端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在义乌，“安徽定远帮”、“江西玉山帮”、“开化帮”等农民工的自发组织一度十分活跃，并获得了一部分农民工的信赖。
作为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在劳动关系协调中却不得不濒临几乎“失语”的窘境。浙江省总工会办公室主任吴建宪分析说：“法律赋予了工会维权职能，但在现实中，工会自身履行职能不到位，意识不强；二是工会在履行职能时，遇到了外界设置的‘障碍’。”
在许多非公企业，工会主席往往受制于企业主，工会工作停留于“活动型”层面，“唱唱跳跳、发发戏票”，“开会搬凳子，打球吹哨子”，在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却无能为力。
义乌市总工会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借力”维权的新路。2000年10月，义乌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成立。这个中心是经民政部门批准的非营利性社团组织，具有法人地位。中心的主管单位是义乌市总工会，业务上接受“公、检、法、司”的指导。已组建工会的2354家企业为中心的单位会员，基层工会入会后，职工就成为中心的自然会员。
职工法律维权中心主动建立与社会各界的广泛联系，变“单枪匹马”为“借风借力”，实施社会化服务。他们与义乌市法律援助中心“对接”，与律师事务所“挂钩”。还建立工会跨地区联合维权工作站。目前，诸暨、慈溪等地的总工会都主动与义乌市总工会建立了长期互动的关系。
在义乌一个旧村改造工地上务工的江西人江四洲，从高处摔下造成10级伤残。包工头在支付了数百元医疗费和补偿款后就不再问津，还强迫他签下一份不得纠缠的协议书。维权中心受理纠纷后多次调解，随后接受江四洲的委托向义乌市法院提起诉讼。在开庭前维权中心再次调解，最终为江四洲争得1万元的人身伤害赔偿款。江四洲说：“不少工友因为没钱，也耗不起时间，都不敢打官司。没想到我自己没进一次法院，工会就使我赢了官司！”
2004年，浙江东阳籍农民工朱洪林被建筑公司的包工头拖欠了3万多元工资。他找到总工会的维权中心，工作人员先给他让座倒茶，记录他的详细叙述。跑到10多公里外的建筑工地，谁知那位老板对维权中心工作人员采取回避、拖延的态度。维权中心人员经过多次耐心说服，仍没有结果，就代理提起仲裁，终于帮朱洪林拿回了工资。朱洪林说：“对维权中心这种为了给工人说话不惜‘千辛万苦、千言万语、千方百计’的精神，我十分佩服，就算没要回我的工钱，我也信赖工会！”
江西弋阳中畈乡农民邵金克带37名老乡承接了浙江省一家装饰公司的工程，完工后公司却一直没有按约定支付工资。在苦等两个多月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工人把怒火转移到邵金克身上，将他租房内的物品洗劫一空，并预谋更大的闹事。义乌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获悉后，立即与该装饰公司总部联系，经过两天两夜商谈，使职工都拿到了工资，一起群体性恶性事件被及时遏止。
据悉，社会化维权的“义乌模式”大大降低了职工维权成本，有效化解了劳资矛盾。维权中心成立4年来，共受理会员投诉案件3112起，办结2831起，调解率达93.2%；阻止群体性恶性事件28起，共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892.03万元。全国总工会调研组认为，义乌市总工会积极创新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依法维权机制，有效破解了工会维权难题。
记者：孙金霞赵东辉吴亮
刊于2005年3月18日《报刊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