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义乌人早已习惯成为舆论的焦点,但2006年5月至今,浙江省乃至全国学习和考察义乌的热潮,仍让见惯了大场面的义乌人有些惊讶。
今年5月,浙江省委决定在全省推广义乌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科学发展之路的经验,但很快,对义乌发展经验的考察学习,走出了浙江省范围。5月中旬,继中央党校省部级学员金融调研组来义乌调研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之后,中国科学院“义乌发展经验的文化阐释”课题组赴义乌调研。
6月中旬,在中央党校“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在浙江的实践与经验”课题组在义乌调研的同时,中宣部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组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学者来到义乌调研。
6月19日、20日,《光明日报》头版连续刊发长篇通讯《解放思想创新再创新》与《文化的见识和强力》,并配发评论员文章《科学理论的生动实践》和《义乌人的文化品格》,记述和评价“义乌发展经验”。
在浙江省委提出学习义乌发展经验之前,在两会期间《瞭望东方周刊》就曾对义乌的城乡一体化试验作了报道,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但事实上,无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是建设和谐义乌,关于义乌的所有这些成就,都基于这样一个基础,那就是义乌的兴商建市战略。
就如义乌第一代个体工商户、义乌空美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海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那样,如果没有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关于义乌的许多光环可能就不复存在。
奇迹在这里发生
毫无疑问,义乌是一座拥有传奇色彩的城市。
这里有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其商品出口到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5年的交易量达288亿元,而以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为中介和窗口背后的订单贸易达上千亿元。市场总面积达260万平方米,拥有商位5.8万个,市场内展销商品已达43个行业、1900个大类、40万种。
义乌入围《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名列全国县级城市第2位,被联合国、世界银行、摩根士丹利等权威机构誉为全球最大的专业市场。
在全市160多万人口中,近100万人是外来建设者,其中有少数民族数万人,还有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多名客商常驻义乌。这个行政级别只是县级的城市,却拥有百万左右的城市人口,而在1980年前后,义乌城区人口不到2万。城区面积无可遏制地膨胀几十倍。这个20多年前农民人口还占90%以上的传统农业县,目前城市化率已达到60%以上。
根据不完全统计,义乌作为一个县级市,市民中至少拥有5000辆以上宝马、奔驰等豪华车,拥有数以十万计的百万富翁。
除了经济奇迹之外,义乌在行政监管等领域,也开创了许多个中国第一。义乌这样一个县级市,两位副市长是商务部、外交部分别下派的挂职干部,帮助义乌发展,规范商务的外事工作,公安部授权义乌成立出入境管理局,义乌因此成为目前全国惟一可以直接受理、审批、制作、签发外国人签证和居留许可的县级城市,经最高法院授权,义乌法院成为全国统一可以管辖一审涉外民商案件的基层试点法院,在国家质检总局的支持下,义乌检验检疫局享受地市级局管理权限;在国家工商总局的安排下,经国家海关总署批准,2002年建立了海关义乌办事处,2005年监管量近30万个标箱,占金华海关监管量的90%,杭州关区的40%,义乌成为全国最大的内陆港,被列入浙江省三个“大通关”建设重点。
县委书记的艰难抉择
关于义乌的诸多奇迹,其实都是基于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基于义乌的“兴商建市”的战略,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义乌改革开放后的县委书记谢高华。
在义乌,几乎年纪较长的经商户都知道无业妇女冯爱倩与县委书记谢高华对峙的故事。
1982年初春的一天,42岁的无业妇女冯爱倩因为经商又被罚了。她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抓了罚、罚了抓的经商生活,闯进县委大院,站在了新上任的义乌县委书记面前。冯爱倩劈头就问:“你就是新来的谢高华书记吗,我们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政府为什么赶我们?”
“在街上摆摊,政策不允许!”县委书记说。
冯爱倩急了:“我没工作,没田种,不摆摊我吃什么!”
这场一位县委书记与一位普通农妇关于市场的争论,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冯爱倩的话语,引起了谢高华的深思。
何海美是比冯爱倩更早经商的工商户,尽管她不能确认冯爱倩是否后来曾单独找过谢高华,但她对在市场边偶遇县委书记谢高华的经历记忆犹新。
何海美早在1978年就开始经商,和许多义乌人以鸡毛换糖起家不同的是,何海美的起点更高,这位拥有初中学历、当时年仅20多岁的年轻姑娘,经营的是“文化用品”:戏剧明星相片。
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古装戏也刚刚开禁,几乎全国各地都充斥着文化饥渴症。何海美看准这个商机,将在电影、画报中《红楼梦》的林黛玉等形象抓拍下来印成照片,然后以1元的价格销售。
何海美先是赶许多地方的集贸会、交流会,每次都能赚十几元、几十元,这在当时几乎就是一个月的生活费。后来,何海美到了义乌的廿三里——也就是义乌小商品城的发源地,开始向鸡毛换糖的商户们批发这种照片。到了1980年,何海美已掘到了第一桶金,她的存款超过5万元。到了1982年前后,和她一样的个体工商户,开始在义乌城区摆摊,但各种限制很多,常常遭到当时的“打击投机倒把办”的追赶,甚至被没收货物。
何海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当时工商户们就想,希望有领导能支持我们做小商品贸易。1982年的一天,我和冯爱倩等5人在做生意的时候,发现县委书记谢高华就在我们附近,于是我们就找到了他,倾诉了苦衷,他答应我们好好考虑一下并尽快答复。”
随后,谢高华把“应不应开放集市贸易市场”、“允不允许农民进城经商”这两个议题摆到县委领导班子会议上,放到全县党员干部面前时,一场激烈的争论爆发了。
比较“正统”的观点是,这闸门开不得。一旦允许农民进城经商,意味着资本主义尾巴不仅割不了、割不完,而且会泛滥成灾。另一种观点:允许农民进城经商有啥不好?以义乌的自然条件,正是因为养不活农民,农民才会在几百年前就挑起货郎担“鸡毛换糖”。讨论会上也有观望派,既然政策还没有具体明确,那还是不要去冒风险。即使真想干,也只能悄悄地干。
通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这个决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谢高华在县委常委会上明确表态: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宁可不要“乌纱帽”。
1982年9月20日,义乌县委作出决定: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并由义乌县政府发出通告(这在当时是全国绝无仅有的)。通告发出后,义东、稠城两个小商品市场率先开放,整个义乌沸腾起来了。
从市场发展的角度来看,仅仅是政策上的放开、允许商品经营还是不够的。经过反复研究后,谢高华提出了“四个允许”,即“允许农民进城,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竞争(无论国营、集体和个体)。”1984年底,又提出了“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指出要“以贸易为导向,贸、工、农相结合,城乡一体化,兴商建县”。确立了义乌发展生产力、富民强县的发展路径。
对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发展史有长期研究的中国小商品城股份公司总裁助理何培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全国放开农民经商,办农村集贸市场等,是在1986年,而义乌在1982年就开始允许甚至鼓励这么做,毫无疑问这4年的时间差对义乌十分重要。”
关键就是领先一步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在20多年里立于不败之地,并且影响力日益扩大,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中心,毫无疑问仅仅是起点早这一点是不够的。金华市委副书记、义乌市委书记楼国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小商品城要保持生命力,关键在于处处要比别人领先一步。”
何培松认为处处领先一步确实十分重要,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实际上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的发展过程中,确实做到了处处比别人领先一步。”
何培松说,1982年,当中国商品经济刚刚起步时,义乌就开放了集贸市场,由传统的集市转变为每天都经营的小商品市场;到了1992年,小商品城开始以批发为主导,成为大宗商品买卖的批发市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大大增强;而到了2001年,当许多地方的批发市场开始初露颓势的时候,义乌开始了第三次转变,批发市场逐步转变为展贸市场,成了每天都不落幕的博览会。
最近几年关于外商能否在义乌经营贸易企业的争论,就是义乌处处领先一步的典型案例。目前,义乌有8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民间商务代表常驻义乌,国外有650家企业在义乌设立代表处,世界各地在义乌开设的银行账户有8200多个。
在义乌,到处可见不同肤色的外商穿梭往来,或忙着采购商品,或打着手势与摊主讨价还价;大街上,英文、阿拉伯文、朝鲜文各式外文招牌很夺目,西式餐厅、阿拉伯清真饭店、正宗韩国烧烤星罗棋布。
何海美是在她的店里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采访,在短短一个小时,记者发现至少有3批国外客商进店参观、下订单。义乌,这个原来不沿边,不靠海,没有国内外知名风景区的浙中小县城,如今竟成为中国国际氛围非常浓的一个县级市,国际化程度甚至超过了一些省会。
外商的蜂拥而至,让义乌已成为国际物流中心,大型集装箱排成一列列长队,每天以1000多只标准集装箱的数量,让成千上万的小商品从义乌源源不断地流向世界212个国家和地区。义乌市场的外向度已达55%以上。
楼国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至少已有数万家国内中小企业,依靠义乌中国小商品城获得的订单生存,小商品城日益成为中国许多企业对国际市场的窗口。”
在这些成就的背后,义乌曾对要不要对外资开放贸易市场曾引起过争论。首先,有人担心中国加入WTO协议中,义乌并不是商业企业首批开放的城市之一,众多的外商经营零售、批发等商业贸易,这不符合WTO协议。也有人担心,义乌只有县级市的管理权限,在国际化中存在的涉外管理中,会不会出现政府服务不了、管不了的情况。
但是,义乌人最终选择了开放。在国家有关部委的批准后,义乌和上海等城市一样,从2004年开始,放开外商在义乌设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楼国华对义乌的这种创新精神,曾生动地总结道,20多年来,义乌历届党委政府对群众的创造热情,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充分尊重他们的积极性,为合法合理的经营提供空间和后盾。
义乌经验的全国意义
最近几年特别是今年,全国许多地方政府都派出参观考察团,到义乌学习他们的发展经验。许多城市在对义乌发展之快惊羡之外,也有一些城市开始将义乌经验运用于实践之中。
那么,义乌发展经验,到底是独特的个例,还是具有可复制性的标本呢?
何培松单纯从建设市场的角度解读了义乌发展经验。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国内其他地方的交通枢纽型的大中城市,再建几个义乌式的大规模小商品集散中心,完全是有可能的。这既可以解决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中小企业的销路问题,也可以解决民生、就业问题,如果能在中国形成几个联动的义乌式大型小商品市场,中国在世界日用品市场的国际话语权肯定也会增强不少。”
但是,如果仅仅从建设市场的角度来看义乌发展经验,无疑过于狭隘。上海经济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李华芳对浙江民营经济颇有研究,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如果没有义乌小商品城,你会发现义乌其实是个很普通的农业型浙中小县,它不靠海、没什么矿产资源、人多地少。除了浙赣线经过之外,几乎没什么其他优势。既然连义乌这样的地方,都能发展得这么好,其他条件比义乌好的地方凭什么发展不起来?”
“所以,义乌的发展经验和浙江其他地方的发展经验是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尊重市场、尊重人的能动性,对于人民群众的创举,正如楼国华所说的那样,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在目前这样的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更需要这种宽容。”李华芳最后总结说。
作者：朱国栋
刊于2006年7月10日《瞭望东方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