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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万外商义乌“讨生活”

  44万外商义乌“讨生活”

  印度商人不要去义乌做生意——5月21日,一份来自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经商提醒”公告,让浙江义乌再度陷入了国际舆论漩涡。而这已是印度今年第二次发出类似公告。

  近观义乌,这座本地籍贯常住人口不足70万的浙江中部小城,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十年间迅速发展为外商云集的“世界小商品之都”。然而从去年年底至今,接二连三的涉外经济事件纷纷将矛头指向包容与公平,甚至质疑义乌当地对境外商人的权益保护。

  来自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义乌生活、经商的状况究竟怎样?日前,《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再次走访义乌,试图勾勒出一幅境外商人在义乌的生存缩略图。

  中东商人在义乌外商中占多数

  坐上车在城中一路穿行,各式异国风情餐厅在并不宽阔的马路两边鳞次栉比。

  抵达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后,眼前人头攒动的贸易景象让这个中国外贸窗口的形象迅速生动起来——销售同一类塑料彩带的店铺排满了好几条过道,颜色、宽度、材质的细小差别,被制作成不同型号的产品。想要采购玩具,毛绒、塑料或是电动汽车,基本上每家商户都只专做一类。而问起饰品区在哪里,有人抬手一指:“后面那整幢楼都是。”

  在这座日均客流量21万人次的市场里,来来往往的外商也成了一景。

  来自阿根廷的尼克拉斯一手拿着挑好的塑料花,另一只手在计算器上迅速按下数字,递给店主看。对方朝着显示屏扫一眼,摆摆手,清零,也按下一个数字,再递回来,并示意“不能再少了”。

  “OK,OK。”尽管一旁就站着临时雇用的外贸公司员工,但尼克拉斯似乎更喜欢用简单的英文加上比划,直接和商户谈价。价格讲定,外贸专员接着去谈货款和账期。

  “每天来来往往的老外很多,不过卖哪一类商品,什么档次,基本就能决定你跟哪些国家的外商打交道。”远创圣诞用品公司总经理周爱玲说,“生活中遇到最多的还是中东人,过马路的间隙,身边就可能走过来一位,也可能跟他们的装束有关,裹着头巾,好认。”

  来自义乌官方的数据印证了周爱玲的感受。2010年义乌入境人次数排在前十五名的国家和地区,中东占据了六席,排在前三位的国家则分别是印度、韩国和伊朗。

  在一些外商眼中,义乌的“生物钟”与他们想象中的中国城市并不太一样。2011年,义乌本地户籍人口64万,而外来常住人口59万,入境的外商超过44万人次。平时经商、打工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临近圣诞或是春节来临前,又纷纷散去。

  不过当15天的休市期结束,市场每年都会在正月十二这天开门迎新。物流业、餐饮服务业、三千多家外贸公司……整个市场周边在短暂的冬眠后迅速苏醒。“义乌的节奏踩在市场和商机上。”玻利维亚商人亨利说。

  逛完全部商位一年时间不够

  “如果没有市场,义乌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这是一个在交谈中频频听到的观点。

  中国“入世”十年间,义乌市场的规模扩大了近10倍,目前经营总面积达470万平方米,市场里销售着170万种单品。据测算,如在每个商位前停留三分钟,按一天八个小时计算,逛完全部商位需要一年多时间。

  为方便采购,不少外商的办公区就设置在市场附近。从义乌市场走出来,穿过周边马路,一个拐弯走进六、七层的住宅楼,某个楼层里租一个套间,办事处或是外贸公司就有了。阿富汗商人卡雨穆的外贸公司就在市场附近的一个二楼套间里。

  从14年前第一次来义乌采购饰品、建筑材料运回阿富汗,到如今雇用了8名员工常住义乌采购,卡雨穆说,义乌的商品在他的家乡“很畅销”。如今,他还在家乡雇用了100多名工人,负责销售和建材加工。他说,阿富汗70%的饰品都是中国货,每周在义乌做生意、往返的阿富汗商人有500多人。

  “里面有不少是我带出来的同乡,连办签证、营业执照都是我手把手教的。”卡雨穆说,“我现在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中国,孩子在上海读书,学的也是国际贸易。这里让我有安全感,也有钱赚,孩子将来可以跟我一样,在中国做生意。”

  义乌市场像一个磁盘,让许多商人每天活跃在它周围,根据国家和民族,一些聚居区也在逐渐形成。例如义乌当地知名的红楼宾馆是义乌阿拉伯人最早的下榻地,至今还住着200多名中东商人,经营着数十家外贸公司。

  一些外商说,他们看中的是中国小商品的制造能力,以及义乌市场带来的丰富的上下游配套产品。韩国人朴圣律来义乌8年,他请来设计师,在离小商品市场步行20分钟的公司做设计。围巾、腰带样品做好,拿到市场上找商户下订单。产品直接贴牌进入美国年轻人喜爱的连锁超市“Forever21”,从生产到上柜一共需要两个月。

  “县城里的小联合国”

  在义乌人陈金林看来,义乌就是一个随着市场而兴的城市,经济形势都是连成一体的,这么多不同国籍的人能够生活在一起,也是对“世界村”里相互影响和包容的一个注解。而更多义乌人谈起老外,往往乐于三言两语勾画出部分外商居住的“片区图”:市场附近的义驾山社区住着阿拉伯人,城东的鸡鸣山社区也以阿拉伯人为主,在东洲花园小区里,住着“成百上千”的韩国商人。

  与住宅区相辅相成的是一条条美食特色街。由于中东人众多,早先开在老市场附近的“中东街”至今仍然是外商最密集的社交场所,烤羊肉串和切片烤肉,蘸满糖和蜂蜜的阿拉伯甜点哈尔瓦,在夜色中散发出香味。想吃正宗的韩国料理可以去东洲花园。

  除此之外,市场周围也散落着不少穆斯林餐厅、土耳其烤肉店。这些店的口味通常比较地道,常常是一些外贸商人自己兼顾经营,或者是生意做得久,把妻子接过来,开个餐厅让妻子打理。

  “成片的生活区是自然形成的。但人们的生活并没有被隔开。”义乌当地的一名小学校长陈群说,“义乌就像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县城里的小联合国’。”

  陈群说,空闲时他常常带儿子去义乌会展中心打羽毛球,碰到最多的老外就是韩国人。“他们一般都会说几句汉语,碰面打个招呼,球技就切磋上了。打得也挺尽兴。”

  更多的孩子通过学校教育,逐渐融入义乌当地生活。据介绍,义乌全市目前共有12所学校具备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360多名外籍学生在义乌接受教育。

  “让我感触深刻的是宗教信仰受到尊重。”在义乌生活了三年的布尔汗是穆斯林信徒,他说,由于住在房东楼下,搬来一个多月以后,他发现祷告时楼上变得安静了,“原来是房东和他儿子交代过。”

  普通涉外经贸纠纷频频“被外交”

  除了生活,越来越让外商舒心的还有义乌的经营环境。

  阿布都自称是第一个来到义乌的阿尔及利亚商人,他说,初到中国时,他曾经有过一次不愉快的贸易经历。他回忆:“1999年我第一次去了温州瑞安,想买一批汽车配件回到阿尔及利亚销售。回国之后开箱拿货才发现,装箱的产品并不全是我看好的样品,以次充好的现象比较严重。第一次做生意不顺利,也打消了我的积极性。”

  但如今,在阿布都眼中,“浑水摸鱼”的情况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有了明显改善,“一方面,所有WTO的规定需要中国逐步履行。更重要的是,市场开始有了充分竞争,厂家都想把好货拿给我,让我做他们的‘回头客’。”

  而一些十多年前、甚至更早便到了义乌的外商说,义乌市场最近这些年的变化,不仅在于快步敞开了市场,更在于接轨国际的规范化竞争机制,“整个中国也是这样”。

  不过,尽管如此,义乌市场上的一些商业风险仍然存在。长期以来盛行的“赊销模式”缺乏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保障,利润趋薄的商家又大多不愿花钱投保,国际经济形势趋紧的大形势下,一旦外商欠款甚至赖账离境,损失往往只能由义乌商户自行承担,一些涉外经贸纠纷近来还频频被上升到外交层面。

  事实上,赊销引发的债务纠纷早已有之。商户们说,大约从十年前开始,外商欠账偷逃的事件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而每当遇到经济危机,商人们资金紧张,欠账风险就又增加一分。

  “一些商户也意识到了赊销的风险。”周爱玲说,“但这么多年下来,外商都赊习惯了。你家不肯赊,他就找到别家去,生意就黄了。很多赊销也是不得已。”

  针对商人们的习惯和商业氛围短期内难以扭转,目前,义乌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已与小商品市场共同开发了“义乌经济案件预警平台”,对存在逃匿、诈骗风险的外商作出预警。

  “不管怎么说,在义乌的十三年,让我享受到了开放型经济带来的成果。”俄罗斯商人汉萨说,“越是经济困难,越应该开放合作,通过全球资源配置降低成本。贸易是双方互动的行为,外商也主动从交易行为上规范自己,才能让互惠互利更长远。”

  2012年6月6日《国际先驱导报》刊发

  记者: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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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楼菲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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