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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 时势+政策造就义乌样本

  义乌,被联合国、世界银行与摩根士丹利等权威机构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而远在千里之外,自古便是商贾之都的西南重镇成都,则正计划在5年之内初步建成区域性国际贸易中心。然而,现在成都有传统专业市场140多家,新建和在建专业市场70多家,如此数量众多,难免良莠不齐。如何才能成为区域性国际贸易中心的主体?这条路该怎么走才最合适?

  8月20日到8月23日,记者前往义乌,走访义乌国际小商品市场,采访工商、国资、海关、宣传、金融等政府部门,以及小商品城(600415,股吧)集团、数十位经营多年的商家,对话行业知名专家,深入挖掘义乌成功背后的秘密,希望对成都打造区域性国际贸易中心城市能够提供参考。

  采访中记者发现,无论是来自政府还是企业人士,或是经营多年的商家,在谈话中都强调到政府的角色转变起到了关键作用。

  浙江中部的县级市义乌,是任何人都不会陌生的城市,因为义乌因其享誉世界的城市名片—小商品市场而蜚声中外。

  从土地贫瘠,只能挑着货郎担摇着拨浪鼓,沿街吆喝用红糖换取鸡毛牙膏皮等废品,回家后再把换来的鸡毛当作农田的肥料,或制成掸子卖给供销社,牙膏皮等则卖给废品回收站的“鸡毛换糖”小生意,到发展成拥有商铺5.8万余个,汇集41个行业1900个大类40万种商品(联合国公布全球共有50万种商品),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小商品市场,义乌走过了30年的岁月。

  从义乌小商品市场这个市场业态最为成功也最为典型的样本可见,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出现和发展,有突然性也有必然性。“穷则思变”,贫困使义乌人万般无奈下想到了做生意这条路。著名学者马力宏曾分析,义乌“原来很穷,农业自然条件不好,很多农民只好外出经商,摇拨浪鼓卖糖。”而后来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使得意外“笨鸟先飞”的义乌抢占了发展先机。

  贫穷“逼出”义乌市场

  义乌市场的出现,跟义乌原来的“穷”有关。30年前,义乌还是浙江中部一个贫困的农业小县,人多地少资源贫乏。这里的人自古就有经商的习惯,“鸡毛换糖”是义乌货郎们传统的谋生手段。

  其实义乌市场的雏形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在当地出现,1974年后,在上级明令禁止、取缔,而半合法的“敲糖换鸡毛”又需要市场存在的矛盾冲突之中,两个提篮叫卖、批零兼营的季节性市场在那个特殊年代悄然孕育。

  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在我国一些地方逐步解冻,手工制品、农产品摆上了集市,然而长途贩卖、摆地摊做小生意仍被当作投机倒把行为加以打击。此时,一些义乌人开始不满足仅仅靠“鸡毛换糖”解决生计问题,提心吊胆地做起了贩卖日用小商品的生意。

  义乌市场的诞生,农妇冯爱倩和当时还是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的对话,是不得不提的故事。1980年,有5个子女的冯爱倩开始了艰辛的从商之路,在县城偷偷摸摸地摆起地摊。1982年5月的一天,货物屡次被没收的冯爱倩鼓足勇气站在了义乌县委门前,跟新来的县委书记谢高华讨说法。县委书记谢高华与冯爱倩的争论进行了一个下午。最后,谢高华告诉冯爱倩,“你回去摆摊吧,我告诉有关部门不查你们”。

  1982年8月,义乌县委、县政府在经过调查研究和反复讨论后,由义乌县委稠城镇市场整顿领导小组下发了“一号通告”:从9月5日开始,正式开放县城小商品市场,并提出“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并出资搭起了上可遮雨、下可摆摊的简陋市场设施,人称“草帽市场”。这是历史的拐点,义乌小商品市场诞生。

  1984年,义乌县委、县政府明确提出“兴商建县”发展战略。第一代义乌市场当年成交额就达到2321万元,商品主要销往义乌周边县市。著名学者马力宏分析认为,正是因为贫穷,使得义乌政府必须正视老百姓的生存问题,“为了扶持农民,为了发展经济”。

  “凹地效应”壮大义乌市场

  当代中国经济奇迹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过“凹地效应”,在上世纪整个80年代,深圳是中国最大的一块凹地。特区政策的优惠性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大量国内资金和优秀人才“孔雀东南飞”。义乌奇迹也离不开“凹地效应”,当时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就是这样一块凹地。

  资料显示,义乌太祖殿畈的第二代市场开张后,近2000个摊位迅速摆开,每天有超过万人前来交易,其中六成以上为外地人,申请进场者络绎不绝,甚至外地有整个市场都投奔到义乌的案例。在温州乐清,曾有过一个规模不小的服装市场,但随着义乌第二代小商品市场的兴起,经商农民纷纷迁巢义乌。道理很简单,无论人气、名气、信息还是交通,当地与义乌小商品市场都不可相提并论。后来有位温州干部做过一个统计,发现上世纪80年代初在温州从事小商品经营的个体户,后来有一半以上的人去了义乌。

  “凹地效应”的形成,使市场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人们的预计。刚开业不久的第二代市场马上就显得太小了。1985年初,工商部门不得不动用预备用地架起300个临时摊来缓解摊位供求矛盾,接着又在部分地块两排棚架间加摊。1985年底,二代市场摊位总数达到了2847个,税收分别为前3年的8.1倍、3.4倍、2.0倍……市场再度扩建已势在必行。1986年,义乌市场的成交额突破1亿元,辐射范围从周边县市延伸到省内外。

  第三代义乌市场于1985年12月动工建造,占地44000平方米、设摊4096个、总投资440万元,可容纳3万人在场内交易。之后第三代市场经过两次扩建,到1990年底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小商品专业批发市场。1991年,义乌市场的成交额突破10亿元。小商品市场的地位和作用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很多义乌人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其中。

  到1994年,第四代义乌市场已经发展成建筑面积达22.8万平方米,摊位数23000个的巨无霸。

  政府引导成就义乌市场

  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由义乌国际商贸城、篁园市场、宾王市场三个市场簇群组成,市场经营面积150万平方米,几乎囊括了所有日用工业品。

  2005年,义乌市场被联合国、世界银行、摩根士丹利银行评为“全球最大的日用商品批发市场”,义乌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世界超市”。2006年10月,由国家商务部主持编制的“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开始定期向全球发布,成为全球日用消费品生产贸易价格变动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义乌市场的起家和发展,一直是经济学界观察分析的重点。如果说义乌市场的发展纯粹是“无心插柳”的时代机遇的话,后期的发展就离不开政府的引导。浙江省委党校管理教研部主任、研究员何显明曾经撰文指出,在小商品市场诞生之初,它所面临的法律和政策环境是滞后的。如果政府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坐等市场经济体制各方面条件的自我完善,市场的发育将非常漫长甚至可能夭折。

  在义乌,正是政府的积极引导,给政策、给资金、给土地、给权利,才使市场在短时间内能迅速地成长起来,形成集散、交易的规模经济,营造了市场的人气。

  现在,造市场可能没有太多先机可言,但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依然存在。在东部各种市场基本饱和的情况下,正在开发中的西部就成了下一个金矿。作为西部最重要城市的成都,其政府在6月下发了《成都市建设区域性国际贸易中心城市行动方案(2013-2017年)》,有着义乌这样市场发展的样本,再加上政府提前介入的政策扶持,或许下一个国际性大市场就将出现在天府之国。

  刊于2013年9月2日《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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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楼菲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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