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叶帮锐在今年全市干部大会上颇为自豪地说：“义乌，义字当头、义利并举、义在利先”。这是一座包括“信义”在内的“六义并举”城市。
事实确是如此，追踪溯源，当今义乌是这样，古代义乌也是如此。清嘉庆《义乌县志》载道：“乌故多纯悫之士，其笃爱敬，守礼法，重然诺，慎取与，自纳于矩镬之中，尺寸不逾。”(嘉庆《义乌县志·实行》卷十六，第1页)。《义乌市志》紧接着评论：“此种忠厚、诚信，懂规矩、守法度的品质，是义乌人做人、经商的准则”。
当义与利发生矛盾时，义先于利；既要反对重义轻利，也要反对利先于义。这是对义利关系的正确处理。在义、利面前，义乌人坚持以义为利，义在利先，不以功利为急，讲究商业道德，守诚信，不欺诈。因为义乌人深深懂得，只有义在利先，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
诚实守信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修身治国之本，作为一种美德，深深地镌刻在中华大地上。在古代社会，我们国家就非常重视道德责任，把诚信道义列入“三纲五常”之中，使之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性要求。
发生在义乌城西街道桥头的“还金亭”故事，就是对义乌信义的很好解读：相传某天傍晚，有个商人路过桥头村，休息后急于赶路，把装有金银的褡裢忘带了，被一老农拾得。深夜，失主返回寻找，老农将原物归还，商人以一半金银以表酬谢，老农不受也不告诉姓名，后商人特在桥头建了座“还金亭”。
对于义乌人的诚信，嘉庆《义乌县志》曾举了个例子：“克承家训，尝客杭，行主误发米银六十余两，抵家始知，即遣人送还。”说的是清乾隆年间，义乌有位贩六陈(“六陈”，是指大米﹑大麦﹑小麦﹑大豆﹑小豆﹑芝麻六种粮食)的商人陈宜春，运送粮食到杭州，对方多结算了60多两银子，虽不为外人知，却仍然派人送回去。
古代义乌商人如此，近代义乌商人也同样。民国期间，在兰溪的义乌商人是“乌篷一叶兰溪上，载得兰溪一半秋”。有一次，严州(现建德)一老板委托穷苦出身的义乌丁光宁，把200担大米运到临浦(旧时浙江省最大的米市所在地)，原先讲好货主三天内到船上来提货，可想不到，一直等了半年也没来提货，导致丁光宁生活无着，眼看着大米要霉变才不得不出售。待收到货款后，他给临浦多家米行老板留下地址，如遇到周姓老板，让他随时来取款。
当今的义乌，诚信经营更是成了市场的求胜之宝，诚信交易的故事俯拾即是，正由于诚信是立业之本、固业之基，因而义乌人将诚信视为“第二张名片”，着力打造诚信社会，净化商城经济，规范市场行为，从而义乌国际商贸城先后被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工商总局授予全国唯一“重质量、守信用”“守合同、重信用”市场称号，“全国市场信用分类监管示范市场”称号……
义利观，在我国理念源远流长，思想根基深厚。义字当头，实则就是讲诚信。以诚为本，既是道德要求，也是社会规范。无论企业还是个人，要想实现发展，立于不败之地，就不能不重视信用建设。我国历来有“商道即人道”之说。所谓“商道”，就是为商经营之道。诚实守信是一种道德力量，也是一种经营手段。英国作家狄更斯曾说:“在一切商业交易中，信用第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主要是质量、服务、管理、品牌的竞争，而这些竞争，无不以信用为基础。(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一版)因此，信用是无形资产，是核心竞争力。所谓“人道”，就是为人处世之道。诚信是为人做事的基本准则，也是社会健康运行的重要保证。正如先哲所言:“为国之道，食不如信；立人之要，先质后文。”“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信是一面镜子，是衡量一个人道德素质的重要尺度。
市场规律的根本是利益机制，要在市场竞争中分清“诚实守信”与“见利忘义”的荣耻。商海无涯“信”作舟，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所有商家都应牢记“经商如做人”的道理，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上求双赢，在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上求互补，在获利目的与获利手段上求一致，这样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进而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总之，建设诚信社会，需要制度力量的刚性约束，也需要道德力量的浸润滋养，不断强化“诚信吃香、失信吃亏”的信念。只有这样，每一个社会成员面对守信还是失信这道选择题时，才会自然而然地做出正确选择，而这，也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正确选择。
正因如此，在当今时代，我们依然要守责不含糊、守法不动摇、守信不打折、守德不越线，这是为人处事的本分，也是有所作为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