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叶帮锐在今年全市干部大会上赞赏义乌是一座“六义并举”的城市，“六义”其中之一是“节义”。
古代，有关描写节义的诗词很多，诸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战死犹留千古名，大夫赤心为宗社”……
正如歌曲所唱：“堂堂中国人，从来不低头”。包括节义在内的义乌精神与伟大民族精神一样，是由无数先民书写，又借历史之笔在一代又一代人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中华民族的心灵史、精神史，犹如浩荡长河，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以其时代精神为这条长河注入新的活力，这是传承积淀的力量，也是发展变化的力量。
在中国的士人传统中，“节义”一直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品质。孔子对君子的理想是“智、仁、勇”；孟子也很推崇这种高贵的人格，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君子当养“浩然之气”。可以说，在先秦的思想中已经初步形成了理想中的士人形象，这对后世一直产生着重要的激励和影响。
对于“气节”，史称“直臣名师”的义乌籍朱一新有独到的解释：“气节亦非可空谈，遇事乃见……如义所当为则为之，即气节也；理所当言则言之，即气节也。”正是这种不空谈的敢作敢为的处世态度，使朱一新在浑浑噩噩、软弱畏葸的晚清官场中，能做到遇事敢言，独行不惧，气节凛然。
义乌人重视操行节义，亦古有传统，因而在义乌也不乏节义之士，这在义乌旧志上多有记载：
“天地有正气，而人得以生，故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孔孟所深嘉焉。乌节义之士如王侍制龚给舍，载在名臣者尚矣。其次若杨乔以饿死而却桓帝之强昏，楼琏激妻言而死靖难之草诏，喻南强抗当路而脱陈亮之罗织，陈昭纳告身而赎陈尧臣之诬狱，王稌冒危险而收方孝孺之遗骸，峻节劲行，盖有大过人者焉。其凛然列大夫之概乎，乃若骆宾王草檄斥武后之罪状，黄中辅题词讥秦桧之议和，不胜鞅鞅，逞于一击几不免虎口危矣哉！然其感时愤事发于忠肝义胆，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余故并列之气节，无使与叛人狂士同类而共笑之焉”(崇祯《义乌县志》卷十三《人物传·气节》)。
这里说的杨乔，为东汉乌伤县新阳人，文质彬彬，明达国典，颇得朝廷赏识，汉桓帝任命他为尚书侍郎。由于他的能力卓著，一路升迁，直至尚书左丞。尽管深受皇帝器重，并在体制内为官，杨乔却经常直言政事，不愿讨好和奉迎皇上。杨乔曾经先后七次上奏桓帝，向他推荐前合浦太守孟尝。可惜桓帝昏庸无度，始终未能重视杨乔的建议。他也自觉“身轻言微，终不蒙察”，最终只有以绝食的方式进贤(《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
此后，“抗当路而脱陈亮之罗织”的喻南强、“题词讥秦桧之议和”的黄中辅、刚正不阿守正气的徐侨、秉公执法敢直言的朱元龙、宁死不降的金汉蕙……也都被称之为节义之士。著名作家郁达夫亦感于义乌先人事迹，题《过义乌》诗曰:“骆丞草檄气堂堂，杀敌宗爷更激昂。别有风情忘不得，夕阳红树照乌伤。”可见，在义乌忠义节风，遗响久远。
至于近代，一代名医陈无咎，曾为孙中山先生把脉诊治，深得孙先生器重，曾为之亲笔题“磨夷研室”匾额赠送于他。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气节，日军侵华期间，汪精卫曾写信给陈无咎，希望他能给日本人看病，遭其严词拒绝，他说：“宁可回家吃玉米羹也不当汉奸。”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这期间国内战火又起，陈无咎在一首七言诗中斥责杜鲁门、蒋介石挑起内战的罪恶行径。当爱国进步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遭特务暗杀时，他义愤填膺，怒斥蒋介石为“流氓”。1946年夏，吴晗到大同大学发表进步演讲，被特务包围，后来进步学生护送其至陈无咎家中，陈不顾个人安危加以保护，使吴幸免于难。
透过遗迹，历史可以被触碰；透过书本，历史可以被读懂；而透过那些鲜活的人与事，我们能与古人心脉相通，与历史同感共情。
义乌素有“尚利进取、急公好义”的民风，古人是这样，今人也是如此。当今的义乌人对“弱肉强食、我生你死”的丛林法则嗤之以鼻，提倡的是“我有饭吃，你也有饭吃”的共生模式，有着一副“节义肝肠”；商家之间不仅提倡利益共享，和睦生存，聚合发展，竞和共赢，而且往往会“节义动以肝胆许”。
当年敲糖帮外出谋生，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因而他们总是以和为贵，退让一步天地宽。遇到同行竞争，他们会与之积极合作，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这就是当今义乌人的“节义”、义乌人的“清明之风，耿介之气”，难怪生意越做越大，市场发展越来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