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提倡的做人起码道德准则，出自《孟子·告子上》，历来为儒家推崇，被称为儒家“五常”。
古人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就是对人的要求，与日常行为、生活准则密不可分。因而，人应具备仁义礼智信的基本规范，具有仁义礼智信的基本规范，才能厚德载物。
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叶帮锐在全市干部大会上提出的“六义并举”中的“仁义”，正是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这是因为，“仁”，必须形之于“德”。仁，是心性修养的一种抽象存在，必须以道德的形式具体呈现出来。所以，孔子既将仁作为人生矢志不渝追求的道德目标，强调“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又将仁作为人生修养的道德品质，其核心是“爱人”(《颜渊》)“济众”(《论语·雍也》)。在日常生活中能“博施于民”，在时世艰难时能“济众”。可见，“爱人”“济众”是“仁”的普遍原则，也是“德”的具体体现。这也就是说，“仁”与“义”是互为联动的。在孔子看来，人类生活经验中最基本的，就是在群体的“共生性”关系中修身、尊长、敬人、友善、知学、合群，培养以人为本的观念，然后在为他人、为社会的努力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推己及人，是仁者之心。叶书记提出的仁义，正是孔子推崇的“仁”和“义”，亦称“君子之道”。
在孔子思想中，“仁”和“义”以善为基，合之为“仁义”。“仁义”既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义理，亦是有效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方式。仁义为先，事当必然；仁义违失，事必难成。孔子通过对“仁”和“义”的一般性阐释，道出了他对人际关系的深刻认知。
在《孟子·告子上》则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也就是说，仁内义外，一柔一刚，合成道德，二者均为人生准则，蹈仁义而弘大德。
此后，孟子的“仁义”、朱熹的“仁生”、康有为的“仁本”、谭嗣同的“仁通”,都是围绕孔子的“仁爱”所演绎，万变不离其宗。
从“仁”的角度看，“仁”既有恻怛慈爱之意，亦有利人活物气象。因此，《论语·颜渊》曰：“仁者爱人”。
仁者，爱人。仁德，有仁德之心。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亲相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守住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被视为仁。所以说“仁，人心也”。
仁，以爱人为核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孔子提出“仁者，爱人”，认为“仁”是处理伦理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
自古以来，义乌民众以慈爱为怀，以助人为乐。义乌人讲究仁爱之道，当有人面临危险和困境时，愿意伸出援助之手以帮助其渡过难关。同时，还喜欢行善事，如义乌境内东江桥以外的河桥，经常被河水冲毁，作为古代自救组织的桥会，经常以购置田产的收益来作为桥梁被冲毁后再修复的经费。其他的船渡、道路、凉亭等公益设施，也都能未雨绸缪。民间对公益事业建设，也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乐于赞助。在古代，捐资建设公益事业数额最大的要算清代道光年间修建孔庙的柳村杨畅斋、明朝独资兴建湖清门的朱孟高、清独资重修颜孝子祠的王夔。
古代帮助他人解除困难的事迹很多，例如宋人吴圭代无力偿还债务的人偿还巨额借款。元人方天瑞、清人陈子苞，将钱借出后，来还则收，不来还就不讨。胡其湟则干脆将借出的借条烧毁。明人朱正美则主动出卖产业，以金钱扶贫，胡宗鹏则出钱为他人赎回妻子。清人王云荃、王为本为贫病无力治病的人广施药物，清人陈万善施寒衣恤贫，黄理施布料给人御寒，明人张万山捐地给无地葬亲的人筑坟……都是对儒家恕道和仁术的发扬。他们把善心看作自己的人心，助人当作做人的本分。在义乌，漠视他人苦难，对慈善事业一毛不拔的有钱人常被社会上看作“为富不仁”而受非议。
清道光十五年(1835)，苏州城区瘟疫四起，危及百姓，染病者上吐下泻，甚是恐慌。在此开设慎可火腿行的义乌人王恒山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突然想起曾在医籍上看到过金华火腿有多种药疗功效的记载，于是找出《本草纲目拾遗》和《救生苦海》里介绍的方法，把店里所有火腿的蹄爪截下，肉煮成汤，骨研成粉，分送给患者服用。这一招果然见奇效，瘟疫得到有效控制。此事传到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耳中，深为王恒山的义举感动，此时适逢王恒山在老家义乌田心村建造新厅，林则徐随即挥毫书写“培德堂”三字，制成匾额相赠，以示褒奖。
古人如此，现代人也是这样，在义乌总是仁义在先，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人有难大家帮，一家有事百家忙”。
授人玫瑰，手有余香。一个被人关爱的人是幸福的，一个关爱别人的人是快乐的。当人们在喜悦中看着爱的“接力棒”在传递，慢慢地把奉献爱心当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个更加文明而温馨的社会就得以发育。不但自己能够感到幸福，而且能为他人带来幸福。这样，我们的社会也会添一分和谐、多一丝暖意、增一股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