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叶帮锐在全市干部大会上点赞义乌人具有“侠义”精神，的确说得十分到位。
“刚正勇为”是义乌精神的其中一部分，《义乌市志》称：“义乌古代先贤的刚正，不是徒逞刚强，而是因‘正’而‘刚’。‘正’就是植根于‘民本思想’而为民请命的一腔浩然正气。”
“刚正”与“侠义”在语义上有一定联系。在义乌历史上，政界，刚正不阿，为民请命者有之，宁可断头不弯腰，宁可罢官说公正；民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者有之，对自己可以忍辱负重，对他人却会两肋插刀。
唐代骆宾王之侠肝义胆，千载而下，尤为义乌典范。《金华徵献略》的作者认为，武则天破坏李唐帝统时，骆宾王“首先倡义，指斥不讳”，不愧为“慷慨节侠士也”。他一生多次遭贬，但在被诬坐牢后仍宁折不弯。后助李敬业造反，起草《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诘问“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发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豪言，震撼朝野。
至于其他忠勇例子，也是俯拾即是：南宋著名政治家徐侨，敢于穿旧衣服、破鞋见皇上，忤逆权相史弥远，居家十七年不与奸臣为伍，朱熹称其为“明白刚直之士”；黄溍“刚中少容，触物或弦急霆震”“足不登巨公势人之门”；王炎泽被明代大儒方孝孺称为“直谅刚严之君子”；喻侃，义乌著名文人喻良弼之侄，进士出身，为官清廉勤政，然仕途坎坷，“头顶法理三尺剑，为民做主莫糊涂”，执法如山，不偏不倚，“喻青天”的名声不胫而走。
清末的朱一新，更是侠士的代表人物。1890年初，康有为回广州后，同朱一新交往颇多，对朱一新的人品学识均表示尊重，因此，康有为选择朱一新作为《新学伪经考》第一位知名学林的读者，原期待着这位当时知名度远高于他的岭南学界领袖的赞赏认同，但是朱一新读了《新学伪经考》的部分书稿，却复函批评，这无疑给康有为当头浇下一盆冷水。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北洋大臣李鸿章以北洋海军已编练成军为由，奏请钦派大臣校阅。慈禧太后当即派总理海军大臣醇亲王奕譞亲往巡阅北洋各海口，又派太监李莲英随行，拟从兴办海军的军费中挪用一半移作修建颐和园之用。太监检阅海军的消息一传开，舆论一片哗然，但朝廷命官却明哲保身，保持沉默。只有朱一新似乎吃了豹子胆，上《豫防宦寺流弊疏》。
疏入，朝士震骇，朱一新坦然无惧，慈禧阅表后十分震怒，下旨诘责：“疏言苦衷何指？”八月二十七日，朱一新上《明白回奏疏》进行辩解，并进一步揭露李莲英恃宠而骄，妄自尊大。呵责奴才，伤及主子，慈禧恼羞成怒，将朱一新降为六部主事候补。
朱一新的正直无畏，得到社会上下好评，京师市民更是称誉朱一新为“真御史”。尤其是两广总督张之洞看到后，拍案叫好：“好多年没读到如此文章了，有朱一新，可见京师风流之风未绝。”
明代义乌兵威震一方，从此义乌“兵样”著名于当时，流芳于百世，其原因靠忠勇，但起因还是凭侠义。戚继光得知义乌人忠义、侠义，才到这里招兵。崇祯的《人物传·武功》中说：“夫武勇何以载之志也，以其激于义也。”
到了现代，义乌人的这种侠义气节依然，在冯雪峰、吴晗等名人身上都有所体现。
冯雪峰为人正直，光明磊落，与人交往重友谊、讲义气，身上除有文人气以外，也有侠义之气。他讲原则，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正直敢言，尤能助人于患难之中。他的一生大起大落，极富传奇色彩和人格魅力。
冯雪峰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期间，一位客人登门造访后，冯雪峰礼貌地把他送出门外。车子恭候在门口，谁知那位客人也不去拉车门，只是站在车门前，直到司机下车来为他拉开车门，他才坐进去。冯雪峰见状，大为光火，破口大骂：“像这种官僚十足的人，连车门都要别人拉，还像个共产党员吗？”
1979年在冯雪峰的追悼会上，一副挽联就很能体现他一生的道德风范和人格魅力：
刚毅不阿，激浊扬清，傲骨厉冰雪；鞠躬尽瘁，愤世嫉俗，丹心照珠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周新民、潘光旦介绍,吴晗加入了民盟组织。此后，吴晗还动员著名诗人闻一多加入，从此，两人成为患难与共的民主斗士。在西南联大民主运动集会上，经常可见到吴晗、闻一多公开演讲的身影。吴晗演讲如机枪扫射一样；闻一多演讲感情充沛，如火山爆发，在学生中掀起极大的热情，因此，他们被昆明的学生称为“雄狮”与“猛虎”。
一管可窥豹，观叶能知秋。由此可见，义乌人刚正、勇为、耿直的侠义精神一如既往，诚如《义乌市志》所说：义乌人“仗义、诚实早成秉性。遇事，以理服人，不畏权威，不怕威慑；待人，诚实守信，说一不二，一根肠子通到底；为友，仗义气，可以两肋插刀、赴汤蹈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