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冯雪峰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是“左联”的重要旗手，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红军长征的壮阔史诗中，他又是一个格外独特的身影：他既是“左联”成员中参加红军长征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中国文艺界少数亲历红军长征的代表人物之一；放眼整个文化界，他更是为数不多走完长征的著名文化人之一。
“谁说书生不会打仗？雪峰就会打游击！”这是毛泽东对他的赞赏，也是对这位“左手执笔，右手执剑”的书生的生动概括。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充满机缘。被迫离开上海、辗转抵达江西瑞金后，冯雪峰旋即被时代的洪流裹挟，汇入了这场无与伦比的史诗般远征。
长征途中，冯雪峰曾任红九军团地方工作组副组长，宣传发动、筹购军粮、改造团结俘虏，皆为其所长；后又成为红色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成员，与成仿吾、徐特立、李一氓、董必武等人并肩共事，并任上干队政治教员。
除行军作战外，冯雪峰既是党的政治主张和红军政策的宣讲者，也是革命火种的播种者、红军官兵成长的引路人。他甚至亲自编写红军教材，以诗歌形式在部队中传扬，鼓舞红军战士的士气与斗志。
在很多人眼里，长征路上似乎只有枪林弹雨，只有雪山大河和吞噬生命的沼泽。然而，在冯雪峰眼中，长征路上同样不乏壮丽的风景。
作为一名作家和诗人，冯雪峰把以文字记录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视为自己的使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他丰富人生阅历、积累创作素材，为日后书写这段光辉历史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险象环生、困难重重，正所谓“惊回首，离天三尺三”。然而，红军将士为何打不垮、挫不败？
只因为心中燃烧着信仰，他们毅然在未知的挑战中踏上漫漫征途；只因坚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正是这种强大的信仰力量，支撑冯雪峰在挫折中奋勇前行、在苦难中淬火成钢，最终走完漫漫长征路。
带笔踏上长征路
冯雪峰初到瑞金不久，即置身于临时中央领导第五次反“围剿”的严峻局势之中。
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重兵猛攻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博古将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李德无视战场实际，推行军事教条主义，调集红军主力保卫广昌，自己却躲在房里按地图瞎指挥，甚至连炮和机枪配置在何处也照图标定。
经过18天苦战，红军指战员虽奋力抗击、重创敌人，自身也付出重大伤亡代价，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至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江西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及福建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形势十分紧迫。10月初，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
随着根据地版图日渐缩小，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完全丧失，党中央和红军不得不作出艰难抉择。
突围出征在即。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冯雪峰，与董必武、成仿吾及党校部分学员一起，被编入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的第二纵队——“红章纵队”，随大部队转移，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出发，以书生的方式。冯雪峰此行携带的不仅有行囊，还随身携带着《长征手记》，每天用表格记录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如大事记一般。这份手记贯穿长征全程，不仅成为他后来写作诗文的原始素材库，也为记录长征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印记。
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冯雪峰被调往红九军团，任地方工作组副组长。军团长罗炳辉交给他三项任务：一是搞宣传，二是筹购军粮，三是教育、改造、团结俘虏。
鸡鸣三省写《小茅屋》
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坐落着一个名为“鸡鸣三省”的村落。当地居民多以熬硝、狩猎、打鱼为生，生活极度贫困。冯雪峰此后以“曙霞”为笔名，创作了题为《小茅屋——贵州西北边境的贫民生活写真》的诗作，描绘当地贫民的生活现状，号召民众奋起参加红军。他在诗中写道：“小茅屋，矮茅屋，入门要低头，睡卧难伸足，起风檐欲飞，雨来漏满屋。门前野草迷山径，屋后荒山暴白骨！绕屋凄凉无所有，旦暮但闻小儿哭，寒冬聚围小煤炉，火焰常灼小儿肤，茅屋梁上少苞谷，家人下体多无裤！借问贫穷何至此？苛捐杂税如狼虎！兄弟流离爹娘死，卖儿鬻女偿不足，何如参加红军去？拼将热血换幸福！”
《小茅屋》的风格颇近白居易《卖炭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贵州，非常贫瘠，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穷苦百姓在苛捐杂税的重重盘剥下几近一无所有，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因而被称为“干人”。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沿途乞讨的“干人”随处可见。其生活惨状，令长征途中的红军将士深感痛心。
中央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后，冯雪峰奉命调入红色干部团下属的上级干部队任政治教员，负责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冯雪峰与政治科同志一起行军宿营，经常利用行军休息和宿营安歇的间隙，把战场当作课堂，以政治教员身份为学员讲授政治课；队伍行进中，他也不忘为战士们讲革命道理、鼓劲加油。同时，他留心了解沿途群众的风俗习惯，调查当地社会情况，在群众中播撒革命种子。
冯雪峰待人以诚，政策水平过硬，给身边的红军指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的辅导与引导下，学员中陆续有一批干部被输送到部队。
巧渡之后吟《渡金沙江》
1935年4月29日，红军干部团行进至距金沙江约二百五十里的川滇交界彝族地区，接到中革军委“速渡金沙江”的命令。
皎平渡位于云南禄劝与四川会理交界处，是金沙江的重要渡口之一。这一带地形复杂，山峦起伏，道路崎岖，有些地段甚至无路可走，行军十分艰难。
4月30日凌晨，稀疏的晨星仍在天边闪烁，作为渡江前卫连——干部团政治营第八连的同志们在饱餐之后，便雄赳赳地踏上北进之路，去执行光荣而艰险的任务。战士们头顶烈日，忍饥耐渴，汗透衣衫，不顾疲劳，争分夺秒地赶路。有人脚上磨出了水泡，有人双脚肿痛，有人身上磕破擦伤，却无一人掉队。
至5月1日黄昏，第八连战士已赶至距皎平渡约四十里的沙老树。部队快步奔向皎平渡口时，却发现当地靖卫团(地主武装)团总已下令将金沙江南岸的船只尽数破坏。
此地地势险要，水深流急，无法抛锚，江面又较为宽阔，架桥材料难以寻觅，浮桥无法架设。于是，大家立即分头行动，沿江搜寻船只，最终在群众协助下找到六只木船。
正是凭着这六只木船，中央红军经过七天七夜的抢渡，从云南皎平渡、洪门渡、龙街渡等，渡过金沙江北上，跳出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
红军巧渡金沙江、进入通安后，冯雪峰趁在通安召开祝捷大会和部队休整之机，写下一首长逾百行的新体诗《渡金沙江》。诗中详写了红军第八连夜行一百八十里、紧急赶赴金沙江的经过，描绘了抢渡金沙江时的情景：“初夏的太阳，烧灼了沙砾的山地，行人的热汗，沿脸浃背地流滴。远征负重的健儿，在黄昏后才跑到一座村落的边沿休息。‘努力吧！第八连的诸同志！无论如何要走一百八十里！为着要完成我们的任务，为着要达到我们战略机动的目的，我们今天要走一百八十里！’”
经过连续急行军，红军终于如期赶到金沙江边，但见江面波涛汹涌，让诗人不禁由衷地感叹：“黑夜的幕已垂罩着金沙江边，天险的长江原来如此天险！羊肠小道在高山向江的斜面蜿蜒而下，对河山洞内炮孔枪眼挖遍。倾泻的水流，像万马奔腾，深黄的江水谁知深浅！此处虽不是‘蓬莱弱水’，只‘一夫守御’，怕‘万众莫前’！”
诗中，冯雪峰谴责蒋介石不御外侮、专事“剿红”的倒行逆施；嘲讽被红军牵得晕头转向的国民党军后，又盛赞红军的神勇。诗末，他写道：“东洋的暴浪，已吞没了华北半壁的河山，救国的男儿，岂肯仰天空叹！我们的长征为哪般？为的是北上抗日，挽救民族的危亡，突破重围，长驱北上向前往，看我们直捣白山黑水收复旧山河，才早餐！”
草地深处记《通过草地》
红军长征途经的草地，主要位于今川西北若尔盖地区。此处沼泽广袤，草深泥湿，空气稀薄。正值夏秋之交，天气阴晴不定，就像孩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一会儿骄阳似火，晒得人浑身冒汗；一会儿大雨倾盆，夹着冰雹，把衣服淋得透湿。
踏入水草地，大小水坑星罗棋布、纵横交错，有的清澈透明，有的浑浊泛黄；野草相互交织，高的齐腰，像蓬乱的篱笆，矮的没踝，像带刺的地毯。行军时，每一步都得踏在草墩上，一步落空，便会陷进污泥，难以自拔。因雨具不足、帐篷不够，露营时又难得找到一块干燥之处，难以安歇。
直面过草地之艰，冯雪峰以坚韧之志从容应对，他在《通过草地》一文中写道：“在长征一万八千里，跋涉无数大江峻岭的我们，已觉到无所谓‘行路难’了。李太白所谓的‘蜀道难’，在我们所经过的川边崎岖小路看来也不过如此而已。早就听说松潘以西有一片荒凉千里无人烟的草地。”
尽管过草地前早已有人言其艰险，但曾跋涉过无数大江峻岭、饱经凶险的冯雪峰却并未因此退缩，他早已将“行路难”置之度外。他在文中写道：“据由通司问得的草地调查，松潘西边的草地，多有‘蛮骑’出没；草地上经常浸水到膝盖边；四周围看不见人烟，连树林也没有，行人走这里过，非有向导找不到路；路上必须携带充足的干粮，准备充足的皮衣、皮靴、皮袜等，否则不冻死也会饿死，因为草地上没有人家，也没有树木，露营也无处搭棚，夜间寒冷，多雨露。话虽然说得这样厉害，我倒有点不相信。”
备足十日口粮与引火干柴，冯雪峰手握木棍，自毛儿盖启程，毅然踏入了那片苍茫无垠、危机四伏的草地。第一天，他便领教了草地气候的变幻无常，在简陋的棚子里，听着雨声渐入梦乡。他在文中写道：“夜半雨滴由棚上青青的稀稀的树枝上滴下，滴湿了皮衣，只听到雨伞上点滴的声音。这种‘草地露营逢夜雨’的味道，总比古诗人所听到的‘雨打芭蕉’，‘窗外芭蕉窗里打’和‘夜雨闻铃肠断声’的声音要沉雄与悲壮些吧！可是我已酣然入梦。”
草地行军令人疲惫不堪：污泥过膝，天色灰黑，不见飞鸟，不闻虫鸣；然而长征的勇士们一如普罗米修斯，心中燃烧着炽烈的圣火，宛若暗夜中的火炬。
经过六天艰难跋涉，冯雪峰一行终于抵达目的地班佑。在班佑，大家第一次见到藏区特有的“牛屎房”：数百座零乱的牛屎房散布其间，有的以木柱架起，镶上木板，再涂以牛屎。
走出草地后，冯雪峰感慨道：“无坚不摧的红军，又一度打破天然界的困难，创造下亘古以来所未有的大军通过千里荒凉的草地的新纪录。让那些草地的滋味留给跟踪‘追击’我们的胡宗南等部的白军去尝试吧！”
未竟的《卢代之死》
长征途中的艰辛虽难以尽述，却锤炼了冯雪峰的革命意志，更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他始终秉持作家与诗人的情怀，既以诗文礼赞红军战士的质朴坚毅，又鼓舞寒夜中的战友将篝火燃得更旺。
如果说诗与散文是长征途中和刚结束时留下的“碎片”，那么长篇小说则是他试图以整体性的文学形式书写整段长征的终极努力。1937年12月，他回到家乡神坛村，准备专心创作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
这部小说讲述一位农民如何在革命队伍中成长为红军将领的故事。农民出身的红军战士卢代，经历长征和血与火的洗礼后，成长为一名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红军师长，最终为革命事业献身。小说从侧面映照出伟大长征的历史风貌。到1938年底，这部长篇小说已写了五万多字。
小说中有不少感人的细节——主人公卢代跟着红军队伍前进。在遵义会议前后的一个傍晚，他们带着长途跋涉的疲劳，忍受着饥饿的折磨，露宿在一个山谷。各人的米袋早就空了，无须埋锅做饭，都静静地躺着恢复体力，以继续明天的行军。这时卢代仿佛看见对面山上卧着一只羊。他想，若是能把这只羊逮住，让首长们改善一下生活，使战士们多少解除一点饥饿的煎熬，多好。他猛地起身，快步穿过山谷，向对面的山头跑去。当他来到山坡上仔细一看，才发现这不是羊，而是一块白色的石头。
或许，唯有亲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氛围与环境的人，才能把作品写得如此真实感人。到1940年11月，冯雪峰已完成长篇小说《卢代之死》的初稿，然而，这部小说最终未能出版。
1941年初，“皖南事变”骤发，国共关系再度紧张。两名宪兵直扑神坛村，将冯雪峰押走。他先被押至金华宪兵连接受审讯；因既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否认与新四军有任何联系，最终被押送到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政治部，关入上饶集中营茅家岭禁闭所。
1942年11月，冯雪峰以“保外就医”为名，脱离了上饶集中营。其间，他曾向妻子打听书稿的下落，才知家乡早已沦陷，书稿也在颠沛流离中散失，此后再未寻得。对此，夫人何爱玉曾回忆道：“在那苦难的日子里，逮捕、屠杀、饥饿、困苦时时威胁着我们，那时真是背着灵牌过日子啊！别说一部稿子，连生命也随时可能丢掉！”
上海解放后，冯雪峰历任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前身)上海分会主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等职。其时，他已与寓居南京的刘伯承相约，准备详细了解红军长征的情况，再着手创作以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不料，他又被调往北京，参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筹备工作。
公务虽繁，但他仍挤出时间写作，创作热情正盛。昔日写过的内容尚有印象，而历经了近二十年的沉淀，他的感情更浓烈、更凝练、更深沉、更豪迈。在熬过了无数个夜晚后，《卢代之死》又陆续写出数万字草稿。显然，此番重写令小说境界跃升至新的高度，视野与格局均得到了显著拓展。
至1957年，《卢代之死》已完成大半。然而，晴天霹雳骤降，由于一些特殊情况，他的写作权利被即刻剥夺。数月后，随着党籍被开除，他不得不终止一切公开的文学活动。在此环境下，他只能将《卢代之死》的书稿锁进箱中，等待新春的到来。
1961年，事情有了转机，他心中再度燃起续写长征题材作品的愿望。他将这部搁置数年的《卢代之死》未完稿从箱子里拿出，郑重地摆到案头。
这一回，他去找作协党组领导，详述自己再写“长征”的愿望，得到的答复是：以他当时的政治身份，创作这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时机尚不适宜。
这一结果让冯雪峰深受打击。回到家后，他拿起《卢代之死》的手稿。这一次，他没有再把稿子锁回箱子里，而是默默地将它投入熊熊炉火之中，付之一炬。
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映未来。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丰碑，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尽管冯雪峰的长征小说最终没能面世，但冯雪峰的长征经历，以及他对红军长征的深情记述，却感召着无数世人，震撼着无数赤诚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