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方便读者阅读，本文以受访者为第一人称商报记者应悦笔录整理)
我叫王晋华，崇山村人，出生于1937年。过去，我们崇山是个大村，交通便利，农业发达，村民们过着安稳的日子。可是1942年，日本人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日本人很谨慎，他们先派几个人偷偷地来观察我们村的情况。过了几天，我堂兄就看到有飞机飞过，而且飞得很低。大约过了一个礼拜，大家就发现，村里的老鼠都从阴沟里爬出来了，很多都往有水的地方钻。接着就是成片的死老鼠，鼠毛都竖起来。没过几天，我们的村民陆续开始发病，他们发高烧、口干、淋巴肿大，有的甚至全身发紫，真的很痛苦。那时候，整个村里都阴云密布的，一天要死20多个人，短短两个月就死了400多人。日本人还烧了我们的房子，有530多间。这次细菌战，是我们崇山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
在这次灾难中，受苦难的13个妇女，其中一个是18岁的吴小奶，我叫她表嫂。她是被日本佬以治病为名骗到林山寺的，结果日本人将她活活挖出心肺，用来搞人体实验。这么一个年轻的媳妇就这样被夺去了生命。还有我们崇山村45岁的吴翠兰，她被日本人砍掉一只脚。还有50多岁的赵六妹，被砍了一只手。我们全村有23户全家死绝了。我伯伯家就是其中一户。
我伯伯王徳福当年42岁，原来是在义乌火车站当搬运工人，身体非常强壮，几百斤的大肉猪都能翻得动。但是他感染鼠疫后，发烧，淋巴肿大，3天就死了。随后，我40岁的伯母吴仙荷和7岁的堂兄王晋荣也相继感染，前后5天，一家三口人全死了。
我叔叔王樟高当年36岁，亲眼看到他哥嫂和侄子三人死的情景，心里非常害怕。他怕自己也得上这种病，就逃了出去。一直逃到离我们村6里路左右的塔下洲村。当时我爷爷在塔下洲当做酒师傅。我叔叔逃到那里想叫我爷爷请个医生为家里人看看病。我爷爷就对我叔叔说:“儿子，你不能到这里来，塔下洲知道崇山村发生瘟疫，到这里来呢大家都有看法的，就怕会传染到这里。”于是我爷爷就让叔叔住到塔下洲村旁边的一个关帝庙，再叫医生来看看。结果医生叫来一看，确确实实得上了这种病，也没办法医，病情就越来越严重了，最后全身发紫，死在关帝庙里。他死了之后，这个病传到了塔下洲，塔下洲死了103人。
1942年11月18日，村里来了一大群日本人，他们的军官骑着马，背着大刀，士兵带着防毒面具。他们包围了整个崇山村，所有路口都看守起来，不准我们老百姓进出。还把我们村的男女老少都赶到后山背，然后烧我们的房子。9点钟开始，整个崇山村9个起火点一起着火。我的堂哥王荣森和他的邻居王荣其，看到家里屋子起火了，就偷偷拿着水桶去救火，结果被日本人发现了。日本人一枪就打过来，非常准，我堂哥王荣森手上中了一枪，王荣其大腿上被打中一枪。那天，我们崇山村一共被烧了531间房子。
1994年，我们崇山村在外地工作的老干部王焕斌同志，加上我们(两个行政村)村长王国强和吴利琴三人自发向北京的日本大使馆诉讼(递交了诉状)。后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个事情，一些日本人看了这个报道后知道了崇山有这样的情况，当年就组织了十多人到我们这里来调查。通过几年调查之后，确定了崇山当年死了那么多人是由日本鼠疫病造成的。当时日本的律师和帮我们的人一起组织了一个民间诉讼团，我和王选、王锦悌等同志在1997年8月11日向日本提出诉讼请求，我们向日本地方法院民事厅提交了诉讼材料。这之后，我还在2001年、2005年先后三次去过日本参加诉讼。
在日本名古屋的时候，我去做演讲，演讲结束以后有个名古屋的中学老师送我一张他父亲的照片，他说他父亲曾经参加过侵华战争，就是专门搞这个细菌的，他父亲告诉他，他在中国犯了这么大的罪行，应该去和中国人道歉。但他父亲年纪大了，身体吃不消，怕是没机会(道歉)了，让儿子有机会一定要代替他向中国所有老百姓请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