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2日(农历四月初八)，日军入侵金东、义西，在义乌义亭火车站设下据点。驻守的日军和驻航慈溪桥头碉堡内的伪军经常外出扰民，残害百姓，附近铁路沿线的村庄备受其害，村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抗日战争时期，义乌义亭镇王阡村有两位亲兄弟楼琦渊和楼琦夫都曾参加过新四军金肖支队第八大队。他们出生在一个穷苦家庭，全家父母兄弟姐妹8口，楼琦渊排行老二，楼琦夫排行老四。
随吴山民同行
哥哥楼琦渊生于1919年，读过五年小学。13岁开始跟随父亲楼福谦学缝纫手艺到16岁，学成一手针线裁缝好手艺。当时，父子俩做一天裁缝仅6斤米，农忙时在家种田。17岁外出做水果生意，到外地挑回李子、桃子、枇杷、杨梅等沿街叫卖。空闲时到外地打零工。弟弟楼琦夫1928年出生，肄业于义乌树德中学。
1939年，楼琦渊正好20岁。从“七·七卢沟桥事件”到“南京大屠杀”，日本鬼子侵华的消息使中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抗日烽火又使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有一次，楼琦渊在伯母(吴山民的姐姐)家打工，正巧遇到堂舅舅吴山民夫妇来看望他姐姐，并在王阡住了几天。吴山民看到楼琦渊衣着朴素，长得结实英俊而又威武，做事灵活认真，就问起他的情况。
吴山民问：“你平时干些什么？家中有几口人？”楼琦渊都一一作了回答。后来吴山民了解到，楼琦渊是个非常忠诚老实的后生，自小爱习武弄枪，力气很大。当天，吴山民指着天井里一块摆花盆的大石板对楼琦渊说：“你能搬得动这块大石板吗？”楼琦渊不慌不忙地说：“可以一试。”于是楼琦渊走到石板前，蹲下身子，使出浑身力气，一口气就把石板举过头顶。
吴山民看了十分高兴，问他：“你想不想出去做事？”楼琦渊说：“我正想请舅舅帮我找个事做，否则说不定哪一天就要被抓去当壮丁，只是不知道父母亲会不会同意？”吴山民马上答应说：“你先回去跟父母亲商量，如果他们同意的话，你过三五天后到县政府来找我。”
第三天，楼琦渊来到义乌县政府，见到了时任县长的堂舅舅吴山民。两人一见面，吴山民就问：“你父母亲都同意了吗？”楼琦渊说：“他们都同意了。”吴山民说：“那你就留到我身边工作，工作很简单，我叫你干啥就干啥？我出去你就跟我出去。”
当时，吴山民正想物色一个可靠的贴身警卫，结果一眼就看中了楼琦渊。通过几番面谈，楼琦渊当上了吴山民的侍从卫士。
吴山民十分信任琦渊，许多秘密信件都交给他去送，后来又叫他到丽水去学擒拿格斗等功夫，从此楼琦渊没有离开过吴山民。
1942年初，杭州沦陷后，日本鬼子快要占领浙赣线时，义乌县政府将散伙逃难之际，吴山民回到家乡义乌上溪镇里美山村，楼琦渊随同，做了他家的管家保卫吴山民。
日军占领义乌不久，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义乌到处都出现声势浩大的抗日队伍，特别是义乌西乡。吴山民下属的几个科长多数都拉起了队伍，如刘文扬、季鸿业及浦江的洪邦基等。当时，吴店的吴璋是党的负责人，他多次协商如何发动群众搞枪支弹药，组织抗日武装，防止和打击各种可能出现通敌、投敌汉奸活动。吴山民常与吴璋保持联系，楼琦渊一直跟随在吴山民身边，也学会了很多抗日革命道理。
1942年4月初，日军兵分几路入侵义乌地区，国民党军队已不见影踪，国民政府逃到永康边界山区。这时的楼琦渊更受吴山民的影响，抗日情绪高涨。在没有组织武装之前，国民政府的残余势力到处敲诈勒索，地方上的封建势力乘机侵吞公有财产，社会治安陷入混乱状态，民不聊生，百姓涂炭。
和八大队同心
1942年7月下旬，在义西下宅祠堂的场地上，吴山民、陈雨笠、杨德鉴、江征帆、杨文清和季鸿业等站在主席台上，江征帆宣布金东、义西抗日自卫大队，即钱南军别动一支队第八队正式成立，大队长杨德鉴，大队附杨文清。接着吴山民在台上讲话，号召金、义、浦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不久，以吴山民的十几个卫士为基础成立了特务一中队，楼琦渊任特务中队长，下设三个分队，吴云、吴文春、杨明金任分队长。
这一年，楼琦渊的弟弟楼琦夫也参加了八大队，而后编入主力部队。
当时特务中队只有一挺机枪，十多支短枪和十多支步枪，还有大刀和手榴弹。后来收缴了许多民间枪支。当时口号是“上山去”，王阡村在楼琦渊的发动下，就有30余人加入八大队，有短枪分队、机枪分队、步枪分队、执法班等，陆续集中到黄山、雪村等地编制部队，建立机构、分头工作、筹划资金粮食，搜集枪支弹药。王阡村的楼珍鑫同志当时上交两支驳壳枪，并将家中田地、房屋、酒坊变卖支持八大队一百担大米，并在八大队当任赋税负责人(于1943年8月在孝顺执行任务中牺牲。)
楼琦渊平时生活朴素，黑白分明，刚正不阿，心口一致。对待同志热情诚恳，平易近人，为了抗日宁可伤及自己，也要救人于难。
特务中队有不少共产党员，除楼琦渊外，四个分队以上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后来又派了钱洪、毛英来任指导员和文化教员。当时，八大队的党组织对吴山民及特务中队总觉得有点控制不住，尤其是钱洪走后，王力群来任指导员，发生了一位侦察员徐木海酒后持枪威胁王力群指导员的严重事件，王力群同志跑回大队告诉楼琦渊，并汇报了此事。
待这位侦察员回队后，中队全体人员集合，楼琦渊当场收缴了侦察员徐木海的枪，并一拳将他打倒在地，然后很严肃地对当着大家的面说：“徐木海喝酒，受到指导员批评，他不服气，拔枪威胁指导员，严重违反了纪律。”
停了一会，楼琦渊又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指导员就是共产党的代表，是大家的领导。现在我决定，打徐木海三十扁担屁股，并禁闭三天。”上级对此处理较为满意。后来王力群同志调走，不久又调倪公燮来当指导员，此后特务中队内部一直较为团结，部队作战情绪都很高涨。
部队成立不久，枪支弹药日益增多，武器不断充实，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机枪，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领导正为此而焦虑。八大队战士楼樟栋胞兄楼樟云有一次在傅村遇到赌棍流氓头子傅六妹，楼樟云提出要找八大队杨德鉴联系。傅六妹说：“你有事与我讲好了，杨德鉴是我结拜兄弟。”于是，楼樟云和2个伙伴在王阡附近铁路以南的横塘山树林里发现两个携带两挺机枪的人。
楼琦渊得到这两个形迹可疑的人消息后，经了解得知他们是国民党溃散人员，实际上是以找八大队为名，潜入黄山一带拉队伍(其中有个国民党军队连长是黄山人)，他马上跑到里美山报告情况，后发现国民党溃散人员的两挺机枪被傅六妹冒名顶替骗取。
金华傅村自卫队原归队部领导，后被傅六妹掌管，不听命令，变成残害人民的组织，成为心腹之患。于是八大队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也邀请傅六妹前来参加会议。谁知，他竟耀武扬威将队伍开到里美山，把机枪架起来，准备对付八大队。经队部研究决定，命令特务中队楼琦渊队长采取果断应对措施。
有一天，傅六妹在南边山垅的归途中，被楼琦渊不费一枪一弹全部予以缴械，缴来一挺机枪给了特务中队使用，并处理首要分子。这样，特务一中队就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队伍，也成为吴山民直接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当然也是听从共产党指挥的一支武装力量。
到了1943年春，国民党指挥的、实力最强的刘文扬大队(三大队)，假借八大队的威名，逐步占据黄山一带，横行无忌，不断蚕食八大队的地盘，直接威胁到我军的发展壮大。刘文扬口头上尊重八大队，但实际上不但不听劝告，反而轻视队部，说什么没有军事人才和武器装备，直接威胁着八大队发展和壮大，并发现其有通敌行为。黄山一带老百姓对刘文扬恨之入骨，多次向八大队提出要处决刘文扬。
三大队实力不弱，有重机枪、迫击炮，还有作战多年的旧军官和老兵。共产党方面派人和吴山民商量，必须消灭刘文扬部队。经队部研究决定，由特务中队接受担任消灭其机炮中队的艰巨任务。
一个乌黑的夜晚，楼琦渊带领从特务中队精选出的14名多数会武术的精兵强将组成突击队，其他担任掩护、支援任务。14名精兵强将手持短枪、快慢机，身背大刀，腰插手榴弹，并派联防处吴云同志假装送信为由，接近机炮中队哨兵，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打死哨兵，楼琦渊则领着其余人员快速冲进营房，连打带喊。由于组织严密，行动迅速，配合得当，仅半个小时就结束战斗，全部缴械投降，愿留者留下，不愿留者回家，缴获重机枪一挺、迫击炮一门、步枪、手榴弹若干及很多子弹。特务中队无一人伤亡，上级决定重机枪和迫击炮交特务中队使用，其它武器上交。特务中队指战员都十分高兴，战斗情绪很高昂，这些武器后在1944年5月9日发生的“塘西桥”战斗中立了大功。
打响“塘西桥”第一枪
1944年5月9日，发生在吴店塘西桥畔的打击日寇的“塘西桥”之战，是金、义、浦新四军浙东纵队金肖支队八大队游击战争史上一次最大的战斗。对无恶不作、凶残无比、群众恨之入骨的日本鬼子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战。楼琦渊和楼琦夫两兄弟都参加了这次激烈的战斗。
这天上午，特务中队指导员倪公燮正准备给战士们讲“五·九国耻”的政治课。突然接到大队通信员送来命令，说日本鬼子到吴店了，上级命令特务中队立即前往迎敌。中队长楼琦渊、指导员倪公燮迅速率部队出发，边派人侦察，边向吴店接近。据侦察人员及老乡报告，这批日本鬼子是从义亭据点来的，约有40多个鬼子，有一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和两门小炮(即掷弹筒)，还有个骑白马的指挥官。现正在吴店吃饭、休息，估计很快就要回义亭据点了。
这时，本地干部战士及群众都认为，日本鬼子回义亭，塘西桥是必经之地，并一致建议在塘西桥东侧山坡一线设伏。
特务中队战士对吴店附近地形十分熟悉，纷纷提出意见。中队长楼琦渊当即采纳了大家的建议，便率领部队迅速迂回到塘西桥东侧的小山上，那儿有呈黄色的待收割的麦子，部队利用麦子做隐蔽埋伏起来。塘西山背前有一溪，溪水往南方向流去。特务中队主要埋伏在塘西桥东侧，面对吴店，但也估计鬼子可能到傅村。为此，二挺机枪，一挺部署在塘西桥西侧，另一挺部署在塘西桥东侧。直到下午一点钟左右，忽听一名战士急促地说：“来了。”日本鬼子先向东再往南，沿着时伏山背前面小溪的路走来，整个队伍完全暴露在游击队面前。
楼琦渊抬头一看，日军约有40余人，在骑着白马的指挥官指挥下直向塘西桥走来，即将跨上塘西桥时，离特务中队的埋伏圈约50米，中队长楼琦渊以枪声发出射击命令，打响了“塘西桥之战”第一枪。紧接着，经验丰富、沉着机智勇敢的机枪手刘国印、蒋友根首先注意到2个重要目标，一个是骑白马的指挥官，另一个是日军重机枪手，因此马上决定打掉日军重机枪手，于是第一梭机枪子弹射向敌机枪手，将敌指挥官及其重机枪手全部击毙。这时，日本鬼子兵乱作一团，嚎嚎乱叫，并迅速卧进水田和钻进麦地抵抗。随后，全中队战士一起开火，日本鬼子纷纷倒在地上。敌我双方枪声大作，双方的子弹互射，战斗十分惨烈。
北侧当时已插上秧苗，日军卧在水稻田里，日军重机枪躺在溪边道路上已不能发挥作用。楼琦渊立即派通信员，命令塘西桥西侧的机枪手过来投入战斗。战斗进行约半个小时，战士们发现部分敌人已转移到西边靠近吴店村子，在一片已成熟的麦地里，正好三中队也从吴店村外增援上来，向麦地的鬼子发起冲锋，形成对鬼子的两面夹击态势。
大约连续战斗一个多小时后，李一群大队长率领二大队战士赶来参战。李一群与楼琦渊探讨攻敌方案，将大量手榴弹投向日军隐藏的麦地里。这时，楼琦渊理解李一群的意图，是想把敌人从麦地中赶出来，然后一举歼灭。即使敌人逃走一部分，而大部分定是非死即伤，也可缴获战利品。
约又经过两小时激战，日本鬼子只有一挺轻机枪及少数步枪的射击声。中队长楼琦渊急于想夺取敌人的重机枪，数次组织战士冲锋，但都遭到鬼子的抵抗而未成功。三中队在麦地冲锋也未成功。
在作战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刻，天竟下起了大雨，雨越下越大，更增加了作战的难度。战斗延续到黄昏时，从义亭方向传来情报，说大批日军已在义亭集中，可能来增援。战士们从早餐以后一直未进餐，为避免被敌人包围夹击，上级决定撤出战场。天黑后，八大队特务中队、三中队撤出向山区转移，到寺口陈村吃饭，敌人乘黑夜逃回义亭。在打扫战场时，毙敌20余人，一匹白马，伤10多人，缴获一批军需物资。其中特务中队付出了1人牺牲、4人重伤，2人轻伤的代价，王阡村有楼琦芳、李隆永和李文川3人。这是一次胜利的战斗，也是八大队消灭日鬼子最多的一次战斗，但因为八大队战士武器差，弹药少，实施冲锋很困难。但此次伏击战意义很大，首先是消灭了日本鬼子的有生力量，重重地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其次是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军民拍手称快。第三是不畏强暴，敢打敢拼，打出了我军的军威。可以说，这是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未经训练、农民为主的部队，战胜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凶悍残忍的日本正规军的很好范例。
楼琦夫在家乡先后参加过黄山消灭国民党顽固派刘文扬三大队机炮中队的战斗，参加了在吴店塘西桥的伏击战，在四明山参加过歼灭国民党浙江保安第八十八团的战斗。
1944年底，吴山民奉调浙东行政公署任副主任时，特务中队奉命护送吴山民到浙东纵队司令部所在地一梁弄，不久楼琦渊加入了共产党。组织决定调楼琦渊等人到浙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琦渊分配到军事队(一队)，直至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时毕业，被分配到浙东纵队司令部警卫连当副连长。1946年北撤，楼琦渊在山东部队任被缝厂负责人。1948年随军南下，任伤兵管理处队长，1949年10月后在苏北军区炮兵管参谋长，后转业地方行政工作，后到温州任平阳经委副主任，1979年退休，直至1991年患癌症病故，时年72岁。楼琦渊的一生，是抗日爱国追随共产党革命的一生。他性格刚强，富有魄力、注重情感、作战英勇、工作积极负责，在党的领导下，对党对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功不可没。
而楼琦渊的弟弟楼琦夫北撤后参加了解放山东泰安等攻坚战以及初期的鲁南战役。缴过汉奸的枪，负过伤，三等甲级残疾。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宣传员、助理员、学员、教员，解放后历任军管会代表、厂长、处长，1964年起任武汉军区空军航空工程部及后勤部副部长，直至1988年离休。由于掌握了一定航空科技知识，早在50年代初，楼琦夫为了不断地从空中支援西藏，亲自组织科技人员，研制成功美国C-46型运输机十余种奇缺的零部件，使30多架该型飞机恢复支援西藏的飞行，并使该型飞机延长寿命十年，从而受到上级的嘉奖。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为民族解放事业，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毅然投身到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参加革命后经党的教育和战火洗礼，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一份功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