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春的诗人画像
“不好和别人说的话，我把它写成诗。诗是我的朋友、知己、信仰。”日前，诗人杨延春来到金华二中，以“诗与生活”为题，讲述了他和诗歌的故事。当被问到“诗歌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杨延春给出了上面的答案。
来听演讲的，都是班里的“文艺青年”。按规定，每个班只有5个名额，大家却把近400个座位的报告厅坐得满满的。
“我是一个爱折腾的人”
这场题为“诗与生活”的讲座，是从生活开始的。
杨延春，笔名“这样”，湖南永州人。现在的身份是义乌商贸城地摊诗人、诗集《每一天不可多得》的作者，以及义乌某文创公司创办人、正在拼命还债的前工艺品厂业主。
当天晚上，他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爱折腾的人”。
12岁时，杨延春的爸爸去世。之后很多年里，他经历了辍学、打工、摔断手、复读，但一直没有放弃自学美术。18岁，他在镇上办了第一场画展。毕业后考进镇上的学校，成为吃公粮的美术老师。1992年，他转而去厦门打工，几经折腾，从一名月薪800元的普通工人，成为月薪1.5万元的设计师。2000年，杨延春买车买房，娶妻生子，接家人来福建团聚，开了6家服装店。
顺风顺水的日子在他来到义乌之后开始转变。2012年，杨延春满怀雄心来义乌办厂，不料因为方向性失误赔光了所有钱。2015年底，他卖厂卖房卖车，最后还欠下130多万元债务。
从白手起家，又回到一无所有，杨延春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年关将近，一家人待在停水停电的出租房里，债主找上门，骂他是骗子。
杨延春家族的一些亲戚因此躲去了外地。别人劝他，你也跑吧，100多万，还不上了！他哪儿也没去，他说我不是这样的人。
跌到谷底的杨延春，为了还债，“把脸皮踩在了地上”，和家人一起在商贸城摆起了地摊，卖围巾。围巾是朋友供的货，过完年结款。杨延春出门卖围巾的前一天，老婆特意加了几个菜，庆祝他终于肯放下架子了。
“是诗歌救了我”
杨延春问在座的学生：“你们知道，是谁，在我跌入谷底的时候，救了我吗？”“诗歌、诗歌……”报告厅里，孩子们小声回应的答案此起彼伏。
确实，诗歌不仅让杨延春以“这样”的方式振作，重新开始生活，甚至在经济上救了他，帮他偿还了一半的债务。
杨延春开始写诗是在2006年。第一年就获得了搜狐十大年度诗人奖。他给文学论坛、诗刊杂志投稿，但从来不留地址领稿费。“那时候我是有钱人，怎么会为几十块钱留地址。我写诗纯粹是为了满足自己，写完，就不关我的事了。”杨延春说。
接下来的这10年，他陆续在《人民文学》《诗刊》等杂志上发表了数百首诗。笔名也陆续换了10多个，他说：“每次一个笔名写不下去，我就换一个，当它死了，重新来过。”而“这样”的意思，是他放下了浮躁的自己，开始接纳这样的生活。
杨延春把每天卖围巾的经历写成诗，顺手发在了朋友圈。诗歌圈里的朋友看了震惊又感动，自发帮忙。开店的诗人，就在店里帮他卖围巾：报名参加旅行团送围巾、订生日蛋糕送围巾……最多的一天，杨延春卖了7万条围巾。
为了感谢，杨延春给每个帮他卖围巾的诗人画像，一年画了400多幅。他白天摆地摊，晚上写诗、画素描、写自传。演讲结束后，有学生请杨延春朗诵一首诗，他念得断断续续。他把诗集从近移到远，又移回来，还是看不清。他说，连续长时间在灯光下画画，现在眼睛不大好。
这些画像和他的诗一起，收入到了诗集《不可多得的每一天》中。出书的费用是一位诗人赞助的，出版计划也是朋友们自发策划的。
“诗歌要讲真话”
杨延春说话很慢，声音沉沉的，每句话都很短，像诗歌连成了句子。
诗集中有首叫《小情人》的诗，是杨延春写给女儿的。他的女儿今年6岁，和爸爸妈妈一起卖围巾，困了就睡在围巾堆里。大人去打盒饭，她就一个人守着地摊。她给路人发名片，大声吆喝：“我们家的围巾很好，很便宜，不会买贵。”
杨延春心酸，他在诗里写：“她那么小，才五岁/就开始认命，帮我大声吆喝/谁会来买她的塑料花/谁会给她梳一下，打散的脏头发。”
在杨延春的诗里，父亲有为难，有酸楚，但永远是最强大的。通篇用口语写成的《打马驼驼》诞生在他接女儿放学回家的路上。当他给不了女儿想要的薯条、漂亮的衣服，他想到了打马驼驼。那是小时候，父亲留给他的最温暖印象。他安慰自己，千金难买幼时贫，也许这段经历，正是孩子成长的财富。
真实让杨延春的诗歌有了特殊的魅力，一声声敲打你，直抵人心。杨延春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诗人。只要你愿意表达真实的自己，对生活讲真话，你就是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