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毛飞上天》和我的故事——我家那些经商事

　　中国义乌网4月10日讯（义乌商报记者 金烨）电视剧《鸡毛飞上天》热播虽已结束，但那一声声清脆的拨浪鼓声，依然萦绕在人们的耳边，把许许多多观众带回那难忘的岁月里。我家虽然没有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吆喝“鸡毛头发兑针兑糖”，但从剧本中的一些故事情节里，仿佛就能找到我家的身影。

　　不甘心贫穷，偷偷制售小商品

　　30年多前，义乌还是浙江中部一个贫困的农业小县，人多地少，资源贫乏。我家住在义乌老县城，是原来稠城公社某大队的农民。我的父母和兄长们，每天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只能填饱肚子的生活。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家一位邻居不甘贫穷，经常偷偷地去赶会场。有一次，他带回来几样很小的泥玩具，一样是青蛙，一样是小鸟，涂画着油漆很好看，吹得也很好听。他说两家一起做，再拿到街上去卖。因为他家成分不好，我家是下中农，组成“统一战线”，可以一致对“外”。

　　做泥哨先要做模子，模子是用石膏做的。当年老义中操场司令台后面的河边，是一片田地，那里的泥土很细很泞适合做泥哨。我父亲就去挖来泥土，回家后再用木锤使劲地锤，用手揉，像和面一样把泥加工得很有韧性。用这个泥土做起来的泥哨又好又漂亮。那时起，我父母兄嫂，白天在生产队里干农活，早晚做泥哨；我和妹妹也能帮上忙，有时会忙到凌晨两三点。

　　我家和义乌县政府只有一墙之隔。县前街孟大川弄堂右边、老五金公司左边有一块空地，距我家约50米。当时，义乌一些不甘寂寞的人，偷偷地把家里制作出来的鸡毛掸帚、头扣、泥哨等小商品，装在小篮子里卖。我家的泥哨都是批发的，一个能卖一二分钱，最便宜的时候也能卖到八厘。对于当时一个正劳力一天只有八九分工分的农民来说，这笔收入很可观。

　　那段时间，义乌电影院正在放映《红楼梦》和《碧玉簪》等影片，地摊上很快就有人在卖明星照了。我哥就到处打听，得知苏溪一家照相馆会拍这样的照片。有了底片后，我哥就去上海、常州等地采购照相纸和显影粉等材料。于是，我家就多了一个洗照片的暗房，暗红的灯光经常亮到凌晨。开始洗出来的照片是黑白的，我们就给照片上颜色，生意真的很好。

　　义乌有家五金厂，听说厂里有些下角料铁皮没什么用时，我哥就想，这些铁皮不是可以做小孩戴的手表吗?于是就把这些下角料买来了。做一个手表很简单，先做一个铁铸的模子，把铁皮放上去一敲，剪去周边，画上颜色，扣上松紧带，一个手表就做成了。

　　那个年代，我们饱尝了许多经商家庭类似的不幸遭遇。我们既不能公开做泥哨、洗明星照片、做铁皮手表，也不能公开拿到街上去卖。做，要受到生产大队管，指责不务正业；卖，要受到“戴红袖套”管理员管，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

　　不久，就有人举报我家搞资本主义了。那一天，生产大队来了好多人，扬言割资本主义尾巴。他们翻箱倒柜，把所有的成品和制作工具都拿走了。每天，我们都提着心吊着胆，一年里，这样的事不知要发生多少次。

　　提篮小卖都是我母亲和嫂子的事，那可不是一件轻松的活，既要会做生意，又要防止“戴红袖套”的来管。这些人会突然出现在你面前，一把夺过你的篮子，没收，有时干脆把泥哨等倒入孟宅弄边上的那条河里。

　　于是，我们改进了技术，把土坯的泥哨用火烧烤，这样的泥哨不容易破，质量好，又好卖；即使被倒入河中，我们可以把它捞上来，晒干了再卖。就这样，我家原本干瘪的口袋慢慢地鼓了起来。

　　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在我国一些地方逐步解冻，手工制品、农产品摆上了集市，然而长途贩卖、摆地摊做小生意仍被当作投机倒把加以打击。当时，一些义乌人不满足仅仅靠一些手工制品，或走街串巷“鸡毛换糖”发家致富，做起了贩卖日用小商品的生意。

　　跑广东进货，生意场上多艰辛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家得知广东澄海生产塑料玩具。忙完农活后，父亲和哥哥就悄悄地直奔澄海进货，很好销。从此，我家的经营模式开始转变，真正开始做“投机倒把”的生意了。

　　1982年，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在这一年，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湖清门小百货批发市场诞生。

　　这是一个再简陋不过的市场，所谓的摊位就是用两块水泥刀孔板搭成的。在我家摊位的门板上，摆满了从澄海进来的塑料玩具和自家做的泥哨、自家洗印的明星相片等，每天虽然忙碌，笑意却写在脸上。

　　1983年8月，我高考落榜。暑假期间，生产队里的农活还比较忙，摊位上的生意又较好，父亲就叫我跟着大哥去澄海进货。

　　当时时兴一种腰带，中间有拉链可以装钱，乘火车坐汽车住旅馆都比较安全。我们到生产大队开了证明，我藏了2800元，大哥藏了3000元，出发了。那时只要进2000元的货，就可以赚500元，想到自己也能赚钱很是高兴。

　　到广东澄海需先坐火车到福建漳州，再从漳州转坐汽车到澄海。那天，我们挤上火车，有硬座，然而要坐10多个小时的火车，即使年轻人，也会感觉很累。几个小时后，我发现原来座位上的一些经商的人都不见了，原来他们都躺在座位的下面。大哥带了“蛇皮”袋，劝我不要怕脏，也躺到座位下面吧。我听了大哥的话，就钻到座位下面去了。虽然下面的气味很不好闻，虽然腰上捆着钱也不容易转身，但毕竟省力，在火车“隆隆”的声响中，我进入了梦乡。

　　到漳州已是晚上，我们住在一个简易的招待所里。大哥对我说，家里等货卖，明天起个早搭便车，早点进货早点回家。天刚蒙蒙亮，我们便在漳州通往澄海的公路旁等候便车。虽是凌晨，天气还是异常的闷热。这时，从不远处走过来几个人，把我们围住了。

　　来人说是漳州工商所的，问我们这么早去干什么，是不是去走私，就直接搜我们的身。我们捆在腰带里的钱，很快被搜去了。他们说走私，就把我们带回工商所。

　　在工商所里，我和大哥就像犯人一样，被这些人审讯着，被录了“口供”，摁了手指头印。幸好我们带了生产大队的证明，也幸好我带了高考成绩单，他们没有把走私罪强加在我们的头上。最后，他们说生产大队的证明没用，必须开当地工商部门的证明来处理。我们无可奈何地坐火车回家了。

　　还好，我们在湖清门小百货市场都有摊位，很快就开出了证明。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漳州。结果，我们被处以30%的罚款。

　　那时，义乌已经有很多人跑广州进货了。我村的陈姐就是专门进饰品卖的，很赚钱。因为关系好，我托她带我。她说带到广州可以，进饰品不行。

　　当时，广州生产的滑雪衣四合扣、折伞在市场上都很好卖，然而要想顺利地进到四合扣并不容易。我想方设法进行预约，广州老板还真的给予了方便。我又马不停蹄地去进折伞，办理火车托运。当我扛着一箱折伞匆匆下高高的楼梯时，突然“咯”的一声响，左脚踝关节歪了一下，钻心地疼，蹲在地上好久好久。如今，每当天气有点变化，踝关节隐隐作疼时，我就会想起那刻骨铭心的一幕。

　　那年暑假，我往返于义乌与广州之间，品尝着生意场上的酸甜苦辣和世人对经商者的冷眼。最后，我放弃了经商，毅然复读高考跳农门。我的父母、兄妹们继续走在经商的道路上。

　　回首往事，我曾这样假设，要是当年我继续与家人做生意，那么，在义乌新闻界就少了一个记者，而在义乌商界则多了一个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