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是崇山村永远的伤痛
9月18日上午，我市多地鸣响防空警报。一时间，八婺大地警报齐鸣，久久不息。
当天上午，在义乌市稠江街道曲江祠堂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一场主题为“正确的历史认知”的座谈会正在举行。年过八旬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来了，年过半百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遗属来了，长期研究侵华日军细菌战历史的专家学者也来了……
时间回到70多年前。
1940年至1942年，侵华日军在金华、衢州一带实施了惨绝人寰的细菌战，义乌崇山村一带也被侵华日军散布鼠疫跳蚤。1942年10月13日，崇山村村民王焕章在村中池塘洗澡后突然高烧不退，第二天就不治身亡。
据义乌市档案馆相关历史资料记载，王焕章是崇山村最早的细菌战受害者。王焕章去世后，其儿媳、儿子、孙女也先后离世。紧接着，给王焕章治病的医生王道生也被传染，于1942年10月18日去世……据统计，在王焕章去世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崇山村每天因鼠疫死亡的村民超过5人，最多的一天有21人死亡，全村共有400多人死于鼠疫。1941年至1944年，义乌共有1300多人死于鼠疫。
70多年前发生的那场惨绝人寰的细菌战，给崇山村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当时，浙江是全国受细菌战残害比较严重的省份之一，而崇山村是义乌乃至浙江受害比较严重的村庄之一。
如今，距离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受害已经75周年了。75年来，侵华日军实施的那场残忍的细菌战始终是崇山村村民心中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
30名原告团成员大多已离世
据义乌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董选军介绍，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临床表现为高热、淋巴结肿痛、肺部特殊炎症等症状，病死率很高。
“新中国成立后，相关部门对义乌鼠疫进行了深入调查，终于查清了义乌鼠疫流行的来龙去脉。”董选军说。
说到崇山村遭受的细菌战，就不得不提及20年前一场引起国际关注的跨国诉讼。
1994年，崇山村村民联合起草了一份要求日本政府对崇山村细菌战受害者履行受害赔偿的联合诉状。这份诉状由包括崇山村村民在内的1万多人签名后，于当年10月8日寄交日本驻华大使馆。1997年8月11日，崇山村村民联合宁波、衢州、湖南常德等地的细菌战受害者及遗属代表，组成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到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了正式诉状。1998年2月16日，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开庭。在之后的4年多时间里，东京地方法院又先后开庭26次。
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由崇山村村民发起的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案作出一审判决，确认了中国(包括崇山村)细菌战受害事实，但驳回了原告要求日本谢罪赔偿的诉讼请求。这是日本首次从法律层面认定了细菌战的事实，也是诉讼代表团历经多年跨国诉讼后取得的重大胜利。
在这场历时数年的对日诉讼过程中，义乌崇山村共有30名原告团成员，均为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或遗属代表。遗憾的是，20年来，一些原告团成员相继离开人世。如今，在当年的30名原告团成员中，只有9人健在，且大多已年迈体弱。
希望活到日本政府道歉那一天
今年82岁的王晋华是崇山村30名原告团成员之一。1942年，在5天时间里，他的伯父(42岁)、伯母(40岁)、堂兄(9岁)先后死于鼠疫。当时，38岁的叔父为躲避鼠疫，不得不逃往别的村子，但不久也死于鼠疫。
“当时那种死亡的威胁，至今仍令我感到惊悸。”王晋华说。
1995年，由王选、王培根、王晋华等人商议，崇山村组建了30人的原告团。之后，原告团代表的范围扩大至义乌乃至全国各细菌战受害村。在之后的对日诉讼中，王晋华一直积极参与，并随原告团到日本东京开庭。
对于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王晋华感到很不满意。因为尽管一审判决确认了崇山村细菌战受害的事实，但驳回了原告要求日本谢罪赔偿的诉讼请求。在王晋华看来，对日诉讼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让日本政府正式向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道歉，以告慰死难同胞的在天之灵。
“我知道，要让日本政府正式道歉，现在看来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但只要我活一天，我就不会放弃。希望我能活到日本政府道歉的那一天。”王晋华说。
义乌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协会会长王瑞红表示，铭记历史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悲剧重演，从而更好地做到珍爱和平。今后，遗属协会将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知道崇山村75年前那段悲痛的历史。同时，遗属协会也会继续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
“只要日本政府一天不道歉，我们就一天不停息！”王瑞红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