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前后，关于“义乌模式还能走多远”的忧虑开始频频见诸报端。
“整个市场的利润已经被摊得很薄，只能靠一定的数量级来支撑”、“随着各地对义乌模式拥而起的克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义乌将直面生死关头。其一，商品本身价格已近底线；其二，随着市场的日渐拥挤，集贸市场式的交易成本在超过边际后，将不减而升。”《中国经营报》、《21世纪经济的报道》等财经类媒体相继对此予以关注。
面在义乌这座终日沸腾的城市内部，上至政府下至民间，对于这一问题显然也并不缺乏同样清醒而深入的认识。
“这是我们一直在研究、探讨的一个问题。”中国小商品城工商分局副局长蒋跃进告诉记者。
“如果不大力扶持生产企业，义乌市场会逐步退化。”一家名为“合从”的网络公司，董事长骆化积说。
以对义乌模式先发优势日趋淡化的忧虑、反省为逻辑起点，9月底，本报记者赶赴义乌――这片熟悉而始终令人觉得新鲜的土地，试图寻找出它的答案。
带着问题上路
“义乌模式，简单说就是‘小商品大产业，小企业大集群’。”义乌市委宣传部外宣科王培忠科长这样概括。
王提供的一组数据，可以对义乌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小商品流通中心，去年中国小商品城商品成效额高达211亿元，连续11年位居全国各大集贸市场榜首；作为一个县级市，义乌一年的gdp可以做到136亿元、财政收入做到12亿元(均为去年数据)，名列中国县(市)社会经浊发展综合指数第20位。
显然，这种以专业批发市场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并非头一回面对针对其生命力的质疑。毋宁说，它的成长和发展本身，就一直伴随着激烈的争议。
而义乌人的实践，也一次又一次将那些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质疑和忧虑，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这一次也并不例外。
利润空间的一再压缩、国内市场争夺的日趋残酷，对于义乌人来说，从来就不是一道无从破解的题。从1999年到2002年，新一轮次的变局悄悄酝酿。
2002年春夏之交，新上任的义乌市市委书记楼国华使得这一变局的轮廓彻底清晰了起来。在义乌市委宣传部向本报提供的楼书记近期的一次讲话中，义乌的奋斗目标被表述为“成为国际性商贸城市”。
这是义乌官方第一次将“国际性”一词置入整体发展目标。
而对于这个几乎每时每刻都处在自我更新中的城市来说，民间和官方的智慧又一次不期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更进一步拉动外贸、积极推进市场信息化，则成了这幅战略图上的两个至关重要的节点。
向外！向外！向外！
2002年3月，摩洛哥青年hicham只身来到义乌。
hicham是摩洛哥本土一家进出口公司的员工，26岁。在被公司派往义乌之前，他对义乌所知甚少，但对于有人告诉他的“在义乌什么东西都找得到”这句话留有极深印象。
6个月后，面对本报记者，hicham用了一连串的“good”来表达对这个城市、这个市场的满意，“这里东西很便宜，真的是什么都有。”
hicham在当地找了一个小姑娘做翻译。大部分时间，他待在办公室，把在义乌市场看到的新的货物样品资料输送到网上的储存库里，以供总部和客商浏览、挑选；当然，如果接到订单，他会马上到市场里转一转，组织货源、负责发货。
给hicham做翻译的小周告诉记者，像hicham这样子，一般可以赚到3%-6%的佣金。考虑到信用和沟通等因素，这种中介贸易方式目前还是很有活力的。
当然，在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整个棋局里，hicham仅仅是一颗并不起眼的棋子。今天，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贾云集与此，常驻的外商逾3000人，义乌已成为不折不扣的外商重要采购基地。与此相应的是，本土生产的流通企业也频频出击，开展进出口业务者多达100家，2001年出口交货值12亿美元，市场外向度直奔45%。
义乌市委书记楼国华在讲话中下过这样一个判断：“近年来义乌市场持续繁荣，主要靠外贸拉动。”
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全作局外贸科长周文斌向记者提供了一连串数据：1999年，义乌的外贸出口为4000万美元，居全省第34位；2000年，1亿；2001年，2.08亿；今年1-8月，2.32亿，居浙江省第9位，增幅90%，其增幅居浙江外贸20强县(市、区)之首。
“也就是这两三年的事，基本上每年都在翻番。”周说。
原因简单明了，随着国内竞争日趋激烈，市场渐至饱和、疲软，利润空间一再压缩，向外就成为必由之路。换言之，向外，这是义乌的顶尖高手们，在层层的挤压和拼杀之中，摸索出来的一条现实道路。
真爱的故事很有典型性。这家创办于1995年毛纺企业，原先一直不声不响地埋头经营国内农村市场，2000年才转攻外贸。此后它的发展执着开始令人瞠目结舌，仅以今年108月为例，自营出口额轻松越过600万美元关口，同比增384%。目前，真爱已在毛纺行业坐到全国老二的位子。
38岁的董事长郑期中向记者解释了当年决然转攻外贸的初衷：“关键是拓展生存空间，最大幅度降低风险。一旦销售触角伸到了全球大多数国家，我们就可以做到中东不好美国好，东方不亮西方亮。”
融入国际主流销售渠道，成为全球化链条上的一个节点，这既是楼国华的，也是郑期中们的新目标。
老刀客集体操练新刀法
骆华积感兴趣的是，有没有一把更快的刀，有没有一种更为快捷有效赢利模式？
“如果不是十多年前生意场上的一次失手，我很可能已经是义乌城里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了。”他说。
十多年前，在义乌土生土长的骆也在小商品市场里打滚。但在一次大规模的信用发货以后，接货方突然没了音箱，血本无归。
那次失手造成了距离。如今，当年的伙伴都已腰缠万贯，而骆华积则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而艰难的寻找过程。
2001年夏，骆华积宣告他找到了新刀法：电子商务！
甚至在那个时候，骆捣鼓电脑也还不到两年。骆的模式“很土”，其实质是为分处两地的供需双方提供信用担保和信息服务，从中收取佣金。由于这一模式中，仅公司和其代理之间通过网络沟通，而付款提供等方式仍属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模式迅速在业内引发褒贬不一的激烈争论。骆由此一举成名，他的那句“把电子商务还给商人”的说法随之流传。
真正有说服力的是，骆很就赚钱了。尽管在一般义乌人眼，骆的第一桶金实在是有些微不足道。“我们天天在赢利。现在是起步阶段，一年赚个三四十万没问题。”因为能赚钱以及模式一上路就生效，骆的心态非常好。
骆华积苦思冥想、上下求索的那几年，也正是他所置身其中的那个庞大的市场积极寻找新思路、探索新出路的年头；对于骆来说，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借助电子商务这一新工具实现对传统赢利模式的赶超；而对于庞大而复杂的义乌市场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更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如何继续保持自身的领先地位。
早在1996、1997年，义乌市电信局长王家森即开始陷入沉思，考虑如何构建义乌的新优势，为此王连续两续向市政府提交“关于加快信息化发展的启示”万言书；2000年前后，由王家森挂帅，以“场内几十万交易商”为根基、将供应商渠道资源整合在电子交易平台里的中华商埠网站进入实际动作；则在更为广泛的层面，拥有自己的网站，早已成为象真爱那样的制造企业的通常做法，场内的摊主们则日益习惯于上网看看这两天有没有人给自己下订单，在新近落成并投入试营业的国际商贸城，每个摊位都被预先埋设了宽带。
“在义乌，这种新兴业态已经很普遍。”中国小商品城工商分局副局长蒋跃进告诉记者。在工商局专门为摊主们开设的培训课程中，除了外语这外，计算机就是核心课程了。为此，蒋一口气把市区所有学校的全部电脑房都包了下来，以便摊主们吃过晚饭后可以上机操作。蒋跟记者说起个事儿。蒋的女儿正在杭州读大学，暑假回家，自己搞了个网页，把在市场里拿数码相机拍下来的商品图片弄上去，发布货物供应消息。没想到才一个暑假下来就做成了20多笔生意。
“她那是跟着他们学的。”指点着眼前这个熙熙攘攘、每时每刻都在吞吐巨大现金流和货流的市场，蒋不无得地说。
记者：汪震宇
刊于2002年11月6日《都市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