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万个商位、40余万种商品、1万多名常驻外国采购商……徜徉在连绵6华里的义乌国际商贸城，不断感受到来自这个城市“心脏”的强大搏动。
2005年，在联合国、世界银行、摩根士丹利联合发布的《震惊全球的中国数字》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义乌距离上海300公里，那里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外国买主都到那里进货。”
2007年，义乌市场以高达460.1亿元的成交额，连续第17次蝉联全国批发市场榜首。
让人没想到的是，创造这一系列奇迹的义乌，竟是一个既不靠江沿海、也无任何资源优势、更没有国家特殊政策“惠顾”的浙江小县(1988年义乌撤县建市)。
众多市场“百舸争流”，义乌为何独占鳌头？
答案是：小商品背后有只“有形的手”！
“有形的手”首次发力：当全国其他地区还在“沉睡”时，义乌政府率先开放市场，打开了经济发展和百姓致富的“阀门”，创造了义乌的先发优势
在义乌第三代市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针织市场大门前，矗立着一尊手摇拨浪鼓、肩挑货郎担的义乌人塑像，它有一个名字叫“鸡毛换糖”。
从明清时期起，守着贫瘠土地、迫于生计的义乌人，开始挑着土制的麦芽糖，走村串户换鸡毛。换来的鸡毛一部分做成鸡毛掸子，另一部分则用于肥田。
到上世纪70年代，这只“鸡毛换糖”大军已有相当规模。就是在“文革”期间，也有约7000人之多。
如果将义乌这种民间自发的经商活动看作是源，那么从这个源头流出的水100多年来从未曾干涸。
1981年，干了七八年“鸡毛换糖”的骆华文，拿着从外地赚回来的3万元钱，在义乌廿三里摆起了地摊。随后，来摆摊的农民越来越多。这个由农民自发形成的马路市场后来被称为第一代义乌市场。
那个年代，从事自由商业经营，被视为“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明令禁止的。可义乌的小摊贩却屡禁不止，这成为当时最令义乌政府部门头疼的问题。
冯爱倩就是这些小摊贩中的一个。1982年，这个提着小货篮偷偷摆摊的义乌妇女，在又一次被罚后，一怒之下，冲到县委机关门口拦住了时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质问他：“摆地摊求生活有什么不好？政府为什么不让我们做生意？”
这一来自群众的强烈呼声，在刚刚上任的谢高华脑中演变成了一场激烈思想碰撞。义乌的小商品经营为何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开放市场的确能够解决群众的生计，但政策不允许，怎么办？
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春风已经吹到了这个江浙小县城。经过数月的调研，谢高华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要发展义乌经济，要让义乌人富起来，就必须开放市场。
当年9月，县委常委会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议：开放市场，宁可不要乌纱帽也要发展！
紧接着，义乌有关部门下发了全国第一个开放市场的通告，提出“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
套在脖子上的缰绳被解开了，群众创业热情和致富冲动如同闸水般倾泻而出。尽管如此，对义乌发展道路的争论却仍在继续。
1983年的一天，义乌县委党史办公室上演了一场讨论。有人说：“市场开放后，个体摊位数一增再增，这说明义乌经济可以围绕市场大做文章。”也有人提出：“按照马克思的《资本论》，流通不产生价值，一个县的经济怎么能够全部依靠一个市场呢？”“大量农民涌进城，不但把国营和集体商业搞乱了，‘资本主义的尾巴’也割不完了。”
面对争论，以谢高华为代表的决策层进行了客观而冷静的分析。义乌没有资源，没有工业基础，唯一有的就只有一群勤于创业、善于经商的义乌人。经过分析，他们更坚定了自己的立场：尊重群众、尊重实际！群众维持生计不算“资本主义尾巴”!
一年后，义乌决策层正式提出“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确立了“以贸易为导向，贸、工、农相结合，城乡一体化，兴商建县”的发展路径。
开放市场，打开了义乌经济发展和百姓致富的阀门。1988年，义乌第三产业比重增长达39.2%，义乌经济开始走上以市场为支柱的快速增长道路，为义乌市场的发展抢占了先机。
义乌现象启示我们：发展的秘诀在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有形的手”再次发力：当全国各地市场建设风起云涌时，义乌政府以超前的眼光，提出了“引商转工”，为经济发展找到新的动力，确立了义乌的比较优势
义乌市场的真正腾飞是在上世纪90年代。
此时，大大小小的专业市场已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其中名头较为响亮的有武汉的汉正街、温州的妙果寺、成都的荷花池以及重庆的朝天门等。
1990年，义乌市场也从马路搬到了室内，摊位从1982年的750个，发展到了13910个，年成交额达到10.25亿元，一举登上当年全国十大专业市场之首的宝座。
在市场发展如日中天时，危机也接踵而至。
在竞争中，义乌人越来越感受到，义乌市场“人无我有”的先发优势已随着各地对市场的开放而消失。“义乌如何立于不败之地？”“义乌市场的优势在哪里？”一场事关义乌前途的大讨论在决策层中轰轰烈烈地展开。
市场积聚靠的是人气、信息、商品的积聚。但义乌先天不足，既不是交通枢纽，也不是沿海港口，外地商品为何要选择义乌市场，而不是其他市场？
市场要持久繁荣，必须要有产业的强劲支撑。在竞争中，义乌小商品低成本的优势已经开始显现。如何让这一优势放大？
经过讨论统一思想后，1995年，义乌市政府以超前的眼光，提出了一个颇具气魄的设想：“引商转工、贸工联动”———引导民营企业家和商业资本向工业扩展，大力发展小商品制造业，形成与专业市场紧密联动的工业产业体系。
随后，义乌政府专门设立了“工业区”。工商、税务、银行、商检等各部门都在工业区设办事处，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周晓光的新光饰品公司就是在那一年正式成立的。据她回忆，所有手续都是政府“手把手”教会的，整个过程不到一个月。
也就在这一年，有两个叫翁荣金和翁荣弟的义乌人，来到意大利，到全球最好的袜子生产厂考察学习。最后，他们将当时最先进的“海德堡”设备搬到了义乌，创立了浪莎袜业，此举让他们一举成为中国制袜业的老大。
如果说义乌率先开放城乡市场是顺应民意，那么适时提出“引商转工”战略彰显的则是政府的韬略和智慧。
目前，义乌已有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了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行业。义乌市场中，本地造占据了30%。
义乌现象启示我们：解放思想，政府为先。只有政府站在了更广阔的空间中审时度势，才能把握地区经济的脉象。
“有形的手”持续发力：在市场发展壮大过程中，该管的义乌政府绝不放手，不该管的义乌政府绝不干预，既为企业发展提供必要的“阳光”、“雨露”和“空气”，又让企业可以放开手脚，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活力，从而确保了义乌的领先优势
今年10月，占地524亩、建筑面积达104万平方米、投资60亿元的义乌国际商贸城三期将投入使用。从1982年至今，义乌市场已是五易其址，十一次扩建。
此间，义乌经历了八届政府，但“兴商建市”的战略却始终没有改变。
义乌市政府顾问、义乌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陆立军说，如果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义乌经济脱胎于温州经济，走的是民间资本主导、专业市场加农村工业化道路的话，那么到现在，义乌已走出了一条以小商品贸易为龙头、外向型程度相当高的独特发展路径。其中义乌政府的引导、调控、规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义乌政府就开始探索如何在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之间实现平衡。而今，这套模式已经日渐清晰。
“政府有三个‘必须管’。”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介绍说。
首先是市场资源。义乌决策层认为，义乌市场每次搬迁和扩建，都涉及诸多利益的分配，一旦政府放弃了市场资源，就等于放弃了对市场的调控，市场最终无法持续兴旺。
其次是物流场站资源。市场和物流就好比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光有市场没有物流，市场无法活起来。所以义乌的场站建设采取的是政府出资建平台，再租给私人经营。
第三是市场环境。义乌是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为了营造良好的经商创业环境，义乌政府不遗余力。
在制定政策、提供服务时，政府为企业排忧解难，从不分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在义乌行走，你会发现，无论是城里、还是乡下，学校都很漂亮。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微观经济义乌政府却从来不管。用吴蔚荣的话说：“义乌政府是强势政府，但不是包揽一切的政府，政府决不干预微观经济！”
吴蔚荣举例说，对经营户具体经营行为，如项链卖多少钱、袜子卖给谁，义乌政府从不过问。
义乌物流场站是政府建立的，全国最大内陆海关的通关政策也是政府争取得来的，但物流企业货物发往哪里，运输价格怎么定，政府却从来不管。
在义乌，政府从来没有为某个企业贷款开过一场协调会，也从来没有指定哪一家银行必须给企业贷款多少，而只是“架桥梁”，让银企走到一个桌面上来对话，至于双方是否谈得成，政府是不会管的。
相反，当商业领域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义乌政府就会千方百计引导义乌民间资金从三产业转移到一二产业，为老百姓的资金找出路。
义乌政府认为：“某一个企业出现贷款难，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我们在意的是义乌整个金融生态环境。”
义乌现象启示我们：政府不是“守夜人”，而必须是一个能把“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起来的政府。
-义乌感言
政府的角色
文/王妍莉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该如何共处？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一种角色？
义乌用26年的时间，完成了从一个贫瘠小县到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的蝶变，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自己成功的解答。
学习义乌，要敢于伸出“有形的手”。
义乌政府是积极有为的，这与温州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在群众要求经商，“上面”禁、打、压时，义乌政府没有沉默和退却，而是敢于冒政治风险，顺应民意开放市场，换来了一方经济的发展。
学习义乌，要懂得尊重“无形的手”。
与苏南模式不同，义乌政府有为，但却不干预微观经济过程，更没有越俎代庖，替代市场主体去直接从事经营活动。
学习义乌，要适时调整“有形的手”。
每一种经济模式都会面临增长极限，短则二三年，长则七八年。从“兴商建县”到“引商转工”、“贸工联动”；从“买全国、卖全国”到“买全球、卖全球”……义乌政府一次次挥舞“有形的手”，弃旧扬新，从而在区域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学习义乌，要坚持发展“不松手”。
义乌八届党政领导班子，26年来牢牢盯住市场、坚持发展不松手。看似一成不变，实为最大的创新。它新在摒弃了只顾个人政绩、不顾发展的陈旧为官理念，摒弃了只图眼前发展、不顾民意、不顾长远的执政理念。
解放思想扩大开放，我们的政府该怎么做？找准自己的角色是关键。
-观点集纳
●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不到义乌来。 ———原商务部部长薄熙来
●义乌发展经验是干出来的！我非常钦佩义乌人的实干精神。
———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石广生
●义乌政府是有为政府。党委总揽全局、把握发展方向，政府调控有度、搞好公共服务，这是义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科学发展之路的根本保证。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一个市场刚红火，政府部门到市场收费、摊派，市场的交易成本就低不了。义乌市场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义乌政府坚持放水养鱼，不摊派，多服务。
———著名经济学者钟朋荣
●改革开放后，义乌经济“一有阳光就灿烂，一有雨露就滋长”，就是因为义乌有一群有着强烈创业冲动和创新意识的义乌人。那是义乌最大的财富。
———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
●义乌有“三好”：官员作风好、市场环境好、城市治安好。
———义乌经营户、广东籍商人蔡秀鑫
-相关链接
义乌政府妙手管摊
从1982年至今，义乌市场已是五易其址，十一次扩建。每次搬迁，都涉及复杂的利益调整，摊位怎么安排？进门的“黄金宝地”给谁？经过近30年的摸索，义乌政府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独特信用评价体系，它是义乌市场管理的法宝。
用“寸土寸金”来形容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商位毫不为过。在这里一个10平方米的摊位，每年的租金就高达20万元。然而通过义乌行政安排的商位，每年的租金却仅仅只有1万元。
那么，行政安排的商位怎样才能拿到？“这并不意味着要请客吃饭、送红包、拉关系。”义乌市工商局副局长陈如林解释，摊位分配，一律实行“阳光作业”———凡取得市场临时摊位证三年以上的经营户，就可按照缴税额度和诚信级别由高到低进行排名，获得摊位使用权。
“市场资源被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义乌贸易发展局党委委员黄仕林说，市场每一次搬迁，每一次摊位调整，哪些人能拿到摊位，都由政府决定。
广东商人蔡秀鑫15年前就开始在义乌市场经商。“由于我经营时间长，我在国际商贸城分得了两个摊位，若按照市价计算含金量高达200万元。”说起义乌的经商环境，这个外地人赞不绝口。
“这样分配有三大好处。”陈如林说，一是市场越来越兴旺了；二是由于摊位分配和税费挂钩，经营户都争着缴税，这样一来，政府的市场管理成本降低了；三是有效调控了市场资源，市场整潭水都活了。
“小商品指数”彰显国际化
4月9日，最新一期“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新鲜“出炉”。其中小商品价格指数为101.77，比上周上涨0.04。“这说明全球的小商品价格呈上升趋势。”负责指数采集的商城集团市场发展服务分公司经理李洪强说。
从2006年10月起，“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已经发布了一年多。它被外界称为全球小商品价格的“晴雨表”、中国的“道琼斯指数”。
2005年9月，时任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到义乌小商品市场视察。当他了解到由联合国公布的50万种商品中，80%能在义乌采购到时，一个超前的构想诞生了———何不利用义乌在全球小商品的影响力，编制一个综合反映小商品价格趋势和国际贸易变化的“义乌指数”呢？
“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的背后，是义乌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以及由此确立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中心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打个喷嚏，全世界的小商品采购商都要坐不住了。
目前，从义乌市场直接销售出去的小商品遍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1万多名来自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常驻义乌，1288家外企在义乌设立办事机构，联合国难民署、中国外交部、家乐福等机构在义乌设立了采购中心。
约瑟夫·飞艘是一位常驻义乌的苏丹采购商，他告诉记者，他对每周发布的“义乌小商品价格指数”相当关心，因为他会根据相关价格涨跌信息制定自己经销的小商品在国外市场的销售价格。
“指数让我了解整个行业在走上坡路还是下坡路，对我生意帮助不小。”义乌广华钟表公司的董事长骆华文说，以前，指数分析说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引起成品价格变动，他就在生产过程中适当储备了部分原材料，大大降低了产品成本。
记者：王妍莉廖雪梅
刊于2008年4月22日《重庆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