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初期，义乌是浙中贫穷的小县，大多数人的饭桌上少见荤腥。不过，马路市场已经开始繁荣，县府门前的叫卖声浪引人注目，1981年春节前后，县政府门前一度因此交通堵塞。政策时有松紧，但义乌有个马路市场的事情，传到北京后争议满天。
1982年，在地方政府牵头下，义乌宣布开放“小百货市场”。就在宣布市场开放的一周以后，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这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大会报告指出，“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
紧接着的9月19日，国务院批转对159种小商品的价格予以放开。9月25日，义乌县委县政府批准“同意报道小百货市场”。随后的义乌一鸣惊人，每天近万名购销人员进场交易，全国各地客商蜂拥而至，商品辐射的区域南起海南岛，北至黑龙江畔，甚至跨越边境进入了尼泊尔和缅甸。这个位于县城西北角的小百货市场一开张，知名度迅速超过温州十大市场中的佼佼者。
邓小平结束南巡回京10天以后，全国十大集贸市场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有关部门向各大媒体宣布：1991年全国十大市场排定座次，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位居榜首。
更高的褒奖是，是年8月初，一纸批复从北京飘来，中国小商品城“锁定”义乌，“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更名为“浙江省义乌市中国小商品城”。中国小商品城开始成为中国市场的一面旗帜。“市场”，这个一度相当敏感的字眼，成了当年最时髦的词汇。这一年的10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程序在全党确立。
1986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发表文章，大赞义乌开发民间市场、实施兴商建县，称义乌通过大力开发民间市场带动农村各业，已成为浙江发展较快并颇具特色的一个县，提到从1982年开始，三易其地、由小变大的小商品市场已成为全国少有的小商品市场。
文章称：民间市场的兴起，最大的收获就是成千上万的农民积极参与经济的开发，进入市场经济的大课堂。在同时配发的一篇更长的评论员文章《大兴民间商业》中，作者热情赞颂了农民创业：
义乌县发展民间市场，配置市场机制，引导农民背靠市场搞活经济的做法，对我们下一步如何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很有启发……在农村，尤应提倡经济发展由农民和农民群体组成的民间市场……义乌经验证明：大兴民间商业有利于培植市场机制，这是农村第二步改革要做的一篇大文章。
从最早的思想解放，到发生质的飞跃，数十年之间，义乌市场从几百个水泥摊、木匠摊起家，三易其址，五次扩建，乘上专业市场拉动地方经济的快车，在前10年就已经达到了20年翻两番的目标。昔日的浙中小县城义乌，已经拥有了全国乃至全球最好的专业市场，成为了位列中国四大展会之一的中国国际小商品博览会的举办地。
这是义乌模式的成功。在80年代后期，经济学界和舆论界把工业基础薄弱的内陆地区，通过发展商贸业带动区域经济现代化的经验，称为“义乌模式”。
作者：万晓玲
刊于2008年11月7日《市场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