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集体经营副业证明上”，盖着四个半戳记：那是1969年的一张鸡毛换糖许可。中农吴高松36岁，被允许前往建德“串乡经营”，每月交鸡毛180斤，记工分300。在很多义乌人的记忆中，即便是这样敏感的年代里，货郎担的声声敲糖，也没有真正停止。
到70年代末，中国走到改革开放初期，义乌依然是浙中贫穷的小县，大多数人的饭桌上少见荤腥。不过，马路市场已经开始繁荣，县府门前的叫卖声浪引人注目，故事发展到1981年春节前后，县政府门前一度因此交通堵塞。
是捉？是放？政策时有松紧，但义乌有个马路市场的事情，传到北京后争议满天。
一个夏天的晚上，一名京官带人打着手电筒，悄悄察看义乌。只见马路边上，支着一个个货棚，农民蜷缩在棚中安睡。这些北京人被震惊了：这些义乌人的祖辈都是贫穷的农民，此刻却在做着经商致富的梦。
今天的人们赞颂商人的魄力，然而在小商贩大行其道的背后，是地方制度敢于走先一步的胆量与见识。在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事情从来不是直线发展，开放和保守的思想交锋，在不同层级时刻进行。
缺乏资源，没有大型国企，没有大资金投入，对义乌来说，经济发展是个奇迹，而农民是改革开放的先驱。改革初期，一个如履薄冰的时代。无论行商或者施政，各人无不战战兢兢，但恰恰在多根指挥棒的缝隙之间，义乌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中国小商品城开始成为中国市场的一面旗帜。“市场”，这个一度相当敏感的字眼，成了最时髦的词汇。楼子荣/摄
开放
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的春风渐次吹拂到了义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一个新的契机开始涌现。1982年，在地方政府牵头下，义乌宣布开放“小百货市场”。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考证当时的义乌是敏感的，抑或幸运的。就在宣布市场开放的一周以后，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这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大会报告指出，“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
紧接着的9月19日，国务院批转对159种小商品的价格予以放开。9月25日，义乌县委县政府批准“同意报道小百货市场。”
只是后来者还有可能居上吗？似乎没有人担心过这样的问题，义乌在1982一鸣惊人，每天近万名购销人员进场交易，全国各地客商蜂拥而至，商品辐射的区域南起海南岛，北至黑龙江畔，甚至跨越边境进入了尼泊尔和缅甸。这个位于县城西北角的小百货市场一开张，知名度迅速超过温州十大市场中的佼佼者。
1983年底，小商品市场年成交额达1444万元，上缴税收38万元，占全市财政总收入的1.12%。与此不相称的是，此时的市场，“柜台”是用两根竹竿顶上一块塑料布遮风挡雨，1米宽，离地50公分高的多孔水泥板搭成。
据当时的工商局干部周关福回忆，这一年的6月，省里有几位记者来义乌采访。记者们边走边议论，都觉得市场非常繁荣兴旺，于是提出要拍几张照片在报纸上刊登。可是他们和周关福忙着选来选去，竟然选不出像样一点的摊位设施。
飞跃
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从冰雪未融的北京出发，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南巡。南巡专列驰离北京的那一天，恰是义乌第四代市场竣工验收的日子。
这仿佛是改革者与义乌之间的一次暗合。
邓小平结束南巡回京十天以后，全国十大集贸市场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有关部门向各大媒体宣布：1991年全国十大市场排定座次，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位居榜首。
更高的褒奖是，是年8月初，一纸批复从北京飘来，中国小商品城“锁定”义乌，“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更名为“浙江省义乌市中国小商品城”。
中国小商品城开始成为中国市场的一面旗帜。“市场”，这个一度相当敏感的字眼，成了当年最时髦的词汇。这一年的10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程序在全党确立。
这一年，距一代市场正式认可正好十年。
从最早的思想解放，到发生质的飞跃，短短十年之间，义乌市场几百个水泥摊、木架摊起家，三易其址，五次扩建，乘上专业市场拉动地方经济的快车，用十年时间达到了20年翻两番的目标。昔日的浙中小县城义乌，已经拥有了全国乃至全球最好的专业市场，成为了位列中国四大展会之一的中国国际小商品博览会的举办地。
这是义乌模式的成功。在80年代后期，经济学界和舆论界把工业基础薄弱的内陆地区，通过发展商贸业带动区域经济现代化的经验，称为“义乌模式”。
1986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发表文章，大赞义乌开发民间市场、实施兴商建县，称义乌通过大力开发民间市场带动农村各业，已成为浙江发展较快并颇具特色的一个县，提到从1982年开始，三易其地、由小变大的小商品市场已成为全国少有的小商品市场。
文章称：民间市场的兴起，最大的收获就是成千上万的农民积极参与经济的开发，进入市场经济的大课堂。
在同时配发的一篇更长的评论员文章《大兴民间商业》中，作者热情赞颂了农民创业：
义乌县发展民间市场，配置市场机制，引导农民背靠市场搞活经济的做法，对我们下一步如何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很有启发。……在农村，尤应提倡经济发展由农民和农民群体组成的民间市场。……义乌经验证明：大兴民间商业有利于培植市场机制，这是农村第二步改革要做的一篇大文章。
1987年4月30日，《人民日报》再次撰文《建座市场不亚于建座工厂——义乌小商品市场纪事》。这一年，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在谈到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时说：我们真正的变化还是在农村，有些变化出乎我们的预料。……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
第一代市场黄昌根/提供
新篇
2008年，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荣耀与梦想，过去与未来，总结、提升、新征程。
这一切，注定了今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在这个节点上义乌如何继往开来？如何把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创业创新”总战略落到实处？该破除什么？该继承什么？该高举什么？“去年9月参加省委一次座谈会，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强调的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推进创业创新，更是极大地触动了我们。”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说。
2月份，义乌市展开了“解放思想、创业创新”大讨论活动。吴蔚荣开始发问：“义乌未来发展蓝图如何绘就？”“义乌市场，能否强者恒强？”、“义乌城市，离真正的国际化有多远？”、“义乌制造，转型升级怎么走？”、“义乌服务业，生长空间究竟有多大？”、“义乌新农村，怎样实现再突破？”、“义乌环境，何时再创体制新优势？”、“义乌百姓，如何共享发展新成果？”、“义乌高地，怎样引得凤凰来？”、“义乌胸怀，如何实现区域合作共赢？”。
对于义乌人来说，这次讨论是在浙江省委“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强力推动进行的。《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贯彻十七大精神推进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决定》指出，浙江在新时期新阶段要实现新发展，形成新优势，关键取决于解放思想的广度和深度。
“十问”振聋发聩，一下子惊醒了在外界一片赞美诗中开始浮躁、有所忘形的义乌人。
这个星期，义乌召开了市委十二届四次全会扩大会议暨市政府第三次全体会议。
这次会议被今天的义乌人称之为在义乌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庄严的市委党校报告厅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他们提出了义乌中长期发展定位——国际商贸名城。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设国际商贸名城的决定》，这标志着义乌全面建设国际商贸名城的号召正式吹响。
国际商贸名城，“国际”是方向，“商贸”是核心，“名城”是品质，是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创新和提升。
建设国际商贸名城，必须着力做强城市主导功能，核心是打造国际小商品贸易中心、国际小商品创造中心、国际小商品会展中心、区域物流高地和区域金融高地，即“三中心两高地”。
“十问义乌”之后，现在，他们用建设国际商贸名城——这一义乌的未来发展蓝图，来回答这十个问题。
发展永无止境。义乌的第一步目标是，到2011年，城市国际化程度明显提高，人均GDP从2007年的7788美元提高到12000美元。到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达到更高水平，人均GDP达到20000美元以上，基本建成在全球具有较高知名度、美誉度的国际商贸名城。
作者：万晓玲
刊于2008年7月25日《市场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