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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下的民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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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资金,一定要找出路,没出路就会闯祸

  2008是中小企业的成本年。

  次贷危机带来的资金困难导致国外需求放缓,人民币升值,使得贸易摩擦加剧、贸易环境恶化。此外,国内也面临从粗放型经济到效益型经济的转型提升,土地、劳动、税收政策的调整交织在一起,

  提高了成本门槛,把本已稀薄的利润摊薄得更甚,并压制了投资前景。

  问题还不仅于此,众多中小企业还面临着融资压力,2007年央行连续六次加息,企业的财务成本急剧升高,而2008年全年将继续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

  义乌的众多外向型中小企业,包括家庭作坊式的经营者,更是在第一时间有水冷之感。

  多年的发展之后,义乌坐拥千万或上亿身家的经营户不在少数,但是趋于不明的投资前景和挑战性更强的创业环境,却使“小富即安”的心态滋长,部分民间资本游离实业,投向短期逐利性的领域和场所。

  投资前景之惑

  “资金多了,企业又不能扩大生产规模,只能把闲钱投向了房地产,买楼、买铺面,还收购一些小工厂。”骆华文一直窝心的是,没能把公司继续做大。

  一间大办公室,一边是自己的办公桌,另一边排列着三四张下属的桌子。接过骆华文递上的名片,“义乌市广华电子钟表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名头处于背面。低调的骆华文是中国最大的装饰钟生产商。

  早在2000年骆华文就想再买些土地建厂房,“但是一直都没办法批到土地”,后来自发成立钟表协会,就是为了能够以协会的形式与政府沟通,从而获得土地,但因为赶上宏观调控,再次失之交臂。

  随后骆与同行以协会的名义特意到周边县市找土地。当地政府都很支持义乌的企业去办厂,可以很快就批到土地。“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去,担心在外地人生地不熟,物流配套又不如义乌好。”骆华文最终只能以一部分资金外出炒楼。

  “如果有新的厂房,设备方面再更新换代,企业的发展肯定会是另外一种情况。”骆补充说,对做实业的人来说,是不愿意把钱用在买楼上的,房地产涨得再厉害,比起做实业来,没有后者踏实。另外炒楼赚的钱也不一定比做企业多。

  类似的困窘在一些有志于企业升级的老板身上都存在。杭畴村带头加工袜子的老支书冯汉胡,就在几年前的宏观调控中错失土地指标而局限于家庭作坊的规模,失去了更大的发展机会,也使杭畴村整个的经济发展水准徘徊不前。老冯多年积累的资金,更多地投到了自家楼房上。

  2007年举办的第二届上海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更进一步见证了义乌的“隐形富豪”。展会之前,主办方专门到义乌组团参加,义乌30多位私企老板组成义乌团,采购了大量国际顶级奢侈品。

  “义乌人真有钱,来义乌组团真的来对了。”主办方盛磊曾对媒体说,花费巨资买车的并不是上胡润和福布斯富豪榜的富豪,而是义乌、温州、宁波一带的“隐形富豪”,展会成交份额中的80%来自这些私企老板。

  “义乌的消费规模巨大,一些资金是用于消费了。在投资前景不明的情况下,过度或不良消费的趋势就会上升。”义乌市发改局国民经济综合科长盛常明说。

  高利贷火与冰

  “与朋友们聚会,聊得最多的就是,有没有赚钱的机会,哪里有楼盘,哪里有土地,或者把余钱交给可靠朋友。”张力(化名)说,聚会在义乌几乎都是谈交易。年近40岁的张力在义乌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已经有千万身家。

  张力说的“交给朋友”,其实就是做一些短期借贷,“如果是三分利,即一块钱一个月的利息为3分,这意味着三年就可以收回本钱”。

  张力发现,目前的短期贷款利率开始大幅攀升,甚至到了5到6分,这就意味着一笔100万元的借贷每月能坐收5到6万元的利息,“圈子里的很多朋友都把股市的钱抽身回来做”。

  5分利,即月利是5%,年利率为60%,已经远远超过当前法定的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7.47%的4倍,属高利贷行为。相形之下,2007年相邻东阳县爆发的吴英非法集资案,大部分利息才3到4分。该案中不少义乌商人卷入,造成相当大损失。张力对该案的评论却是“这个要看眼光和时机,吴英案早期进入的,有不少人是在她身上发了财的。”

  一个完整的民间借贷网络一般由资金提供者、庄家、中介机构、借款需求者构成。而从事民间借贷业务的,既有私人,也有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担保公司等,“目前很多从事这项业务的中介可能是2分半利吸入,而以5分、6分利息贷出,赚取差价”。

  经营儿童画写板的商户李先生说,有时候接到大笔订单,需要购买原料生产,一时周转成问题,没办法,只能寻求民间借贷,主要是“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贷出款来”。

  初步估计,中国民间借贷规模超过一万亿元。但民间借贷至今仍未纳入任何监管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如果民间借贷的利息超过这个规定,当事人将不受任何法律约束或保护。

  为民间资本找出路

  义乌民间资本充沛。只有70万人口的县级市义乌,是中国人均富裕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数据显示,2007上半年义乌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9377元,恩格尔系数为28.3%,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低于30%即为最富裕,义乌市已进入最富裕行列。

  众多外资银行一直都在义乌寻求优质客户,早在2006年,根据许多外资银行透露的目标客户标准,义乌一地就达10万人以上。2005年一项调查显示,义乌市每年仅房租收入就有50亿元,这两年数字在进一步放大,每年增长约15个亿。义乌的银行存款余额达880余亿元,然而这些银行机构在对企业发放贷款上受到机构级别和授信额度的限制,一些企业获得需要的大额贷款并非易事。

  一方面,现行的金融体制和信贷政策,无法满足部分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有大量的闲散资金需要寻找盈利空间。于是,以民间借贷为基础的灰色金融变得异常活跃,但却一直游走在政策边缘。

  今年两会期间,义务新兴饰品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提交了《关于要求制定〈民间借贷法〉》的议案。她说,民间借贷一般以人际关系为基础,大部分只打借条,借据上只列出借贷双方姓名和金额,利率口头协商或随行就市,期限大多不确定,债权方可随时收回贷款,不规范行为导致一些非法金融活动的产生。

  她希望能在合理的范围内,规范民间借贷。如明确民间借贷需采取风险自负机制;民间借贷的合同或借据均应有规范文本;利率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应设最高上限,禁止“利滚利”。

  经过多年的市场发展,义乌有大量的民间游资。如果集纳起来用于产业升级,将使义乌诸多行业摆脱资金零散、创新能力不足、经营规模止步的困境。如何找到有利的吸纳途径?一位义乌政府部门人士说到自己的设想:政策层面可否允许创投基金在义乌的设置、试点,让好的科技项目获得资金,也让资金获得出路。“如果确实有好项目,渠道畅通了,肯定不会去搞这种灰色的、风险高的项目,如民间借贷,信用难以建立,风险毕竟太大。”

  义乌市领导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表示,义乌民间资金雄厚,金融生态整体也是好的,这是义乌市的潜在财富。政府千方百计引导这些资金用于发展生产,包括二三产业和优质农业,促进商业资本反哺农业。对于一些走到某个发展平台期的企业,引导他们投入资金进行更新换代,做大做强企业,发展高科技。“有了资金,一定要找出路,没出路就会闯祸。”

  记者:吴芳兰

  刊于2008年5月19日《瞭望东方周刊》

  
编辑: 祝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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