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杭州7月27日新媒体专电(记者 魏董华 屈凌燕)擅长多国语言、熟悉中国国情、深谙调解之道……在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义乌，来自15个国家的16名外籍调解员组建了一支涉外纠纷调解队。成立三年来他们成功调解纠纷近300起，成功率高达97%。
这群涉外纠纷调解的“联合国”队伍里都有哪些成员？他们是如何化解中外商客之间的矛盾和怨气？这群外国调解员们和他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间正在上演什么样的故事？
双重“身份”
在浙江义乌经商十多年的新加坡人潘树法，每个月都有两天雷打不动地要去义乌市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值班，这期间还要参与调解涉外的贸易纠纷。
义乌因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而闻名天下，全市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境外常住人口，每年临时入境人员超过40万人次，给城市治理带来很大的挑战。
义乌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陈津颜告诉记者，他任上的6年时间里，因商品买卖中合同订立、语言沟通、产品质量等问题产生的涉外纠纷大量涌现。几乎每年都会遇到很多外商上门寻求帮助。
潘树法也遇到过类似经历。他在义乌外贸公司主要给新加坡超市及中东供货。有一次，他订了一批货，付了定金，对方却不知踪影。“有时发现商品出现质量问题往往是投诉无门，去法院走法律程序又很繁琐，只好自认倒霉。”潘树法说。
在过去，就是找个翻译，从中调解；由于语言障碍，这种旧方法往往使“老纠纷未化，新矛盾又添”。2013年，义乌市司法局设立了义乌市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外调委)，聘请外籍调解员参与涉外纠纷调解。
目前，这支队伍的16名外籍调解员，是来自亚非拉等15个国家的在华商人。第一批成员中，来自塞内加尔的贸易公司董事长苏拉还是义乌市人大列席代表，会四国语言；来自苏丹的欧麦，是一家贸易公司的总经理，经济管理学博士，在义乌经商多年。
约旦商人穆罕奈德和他的中国妻子在义乌开了一家餐厅，2014年中阿合作论坛开幕式上，穆罕奈德和他的餐馆被当做描述中阿关系的生动例子。之后，穆罕奈德就在义乌成了“名人”，在中外客商中颇有威名。
义乌外调委也向他抛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到外调委当“洋娘舅”。在穆罕奈德的微信朋友圈，有两种内容时常可以看到，一种是他餐厅的美食，还有一种就是他在做人民调解员，这个身份让他引以为傲。
帮理不帮亲
“每次那些外国客商遇到纠纷来到调解室，一进门，看到一个老外坐在这里，我就能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他很放心。”在苏丹籍调解员苏拉看来，纠纷调解中安排外国调解员，是义乌这座城市对于外国人的一种礼遇。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义乌对外贸易越来越繁荣，涉外纠纷也逐渐增多，市场经营户和外商经常会因为拖欠货款、质量瑕疵等问题形成纠纷。
苏拉回忆，一次，一位苏丹商人在义乌采购了价值300多万元的商品后失联，义乌市场有许多经营户都未能拿到货款。艾哈迈德得知后，专程自掏腰包赶往苏丹，通过自己在当地的人脉关系千方百计找寻对方下落，最终讨回了300多万欠款。
由于语言和国籍的优势，调委会的外籍调解员能顺利与外商进行沟通，详细了解纠纷原因和外商对事件的处理态度。“外商直接参与调解避免因为翻译上的问题造成障碍。”陈津颜说。
今年2月，巴基斯坦客商穆罕默德到外调委投诉义乌商城商户卖给他的一批塑料圈“短斤缺两”，要求全额退钱。潘树法得知后退掉了当晚飞往伊朗的机票前来调解。潘树法解释说，塑料圈允许有1%的误差，是不是可以退还扣掉误差的钱？穆罕默德答应了之后就很快拿到了退款。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潘树法参与了10多个纠纷的调解，调解的技巧也越来越娴熟。他的体会是，耐心倾听双方的叙述，从中找出头绪；帮理不帮亲，对事不对人，保证客观公正；不听信当事人一面之词，关键看证据。
“学到中国调解精髓，带回祖国”
外调委的中外调解员实行一年一聘，没有一分钱报酬。但是人人都将其当做自己在中国的一项光荣使命。“我能参与人民调解工作，还能帮到那么多和我一样在国外做生意的人，是很自豪的事情。”迪亚罗希望能在外调委学到中国的人民调解精髓，带回他的祖国。
记者采访当天，正好赶上年轻的乍得调解员阿巴卡的初次调解，正在努力学习中国调解方法的他告诉记者，“调解是门大学问，真的奥妙无穷。”
义乌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三年来，已成功调解涉外纠纷287起，调解成功率96.7%，涉案金额4526.17万元，为中外客商挽回经济损失2336.98万元。目前，义乌市还吸纳“一带一路”以及中欧班列沿途国家的优秀外商加入调解员队伍，为义乌国际贸易改革服务。
“这些老外本身就是驻义乌外商，对外贸易中报关、清关、出关等外贸环节捻熟于胸，能很顺畅地分析对外贸易中的一些纠纷。”陈津颜说，“这种‘以外调外’的模式为中外人士高效便利地解决涉外纠纷、握手言和继续贸易合作提供了良好的矛盾疏通平台。”
“外籍调解员加入合议，往往能够更好地换位思考，从人性、法律、情理等方面提供涉外调解建议，制订合议方案，由此可较好地打开僵局，提升调解的成功率。”陈津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