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见证光辉历史，邮票展现百年辉煌。昨日上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一百周年》纪念邮票首发仪式在义乌分水塘村举行。这枚规格为50×30毫米的邮票，于方寸间展现了陈望道先生在柴房内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场景，展现了《共产党宣言》首译版书籍图案，再现了红色经典诞生的光辉历程。
《共产党宣言》是一本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巨著。100年前，《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在分水塘村诞生。28岁的陈望道先生在两个多月里，不分昼夜，完成了翻译工作。该邮票一套一枚，面值1.2元，由著名邮票设计师李晨设计完成，并有“义乌分水塘”的字样。邮票分为两部分，左侧是《共产党宣言》首译版书籍图案；邮票右侧再现了红色经典诞生的光辉历程，陈望道先生一手拿着粽子，一手持毛笔，专心致志地进行翻译工作时误把墨汁当红糖。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讲述这个故事，称“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青年陈望道
当仁不让翻译《共产党宣言》
时光倥偬，化百年为一瞬，回溯历史长河的足迹，将时间的刻度条拉回到1919年。当时年仅28岁的陈望道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匆匆从日本回到了国内。经推荐，他来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国文科教员，与进步师生一起积极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然而1920年3月下旬，因改革酿成的“一师风潮”，陈望道不得不选择了离开。
就在此时，陈望道接到上海《民国日报》社经理兼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的来信。陈望道不仅与邵力子有同乡之谊，且常为《民国日报》撰稿，两人为莫逆之交。好友来函，自然欣喜。展开函札浏览，陈望道不禁喜上眉梢。原来，邵力子在信中称，《星期评论》周刊主编戴季陶约请他为该刊翻译《共产党宣言》。
收到这份邀约让陈望道既感意外，又觉兴奋。《星期评论》与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因介绍、研究国内外劳工运动，宣传社会主义和其他新思潮，被时人誉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能够获得周刊主编戴季陶的认可，令他喜出望外。
与此同时，在“一师风潮”发生后，陈望道也不断地在反思中获得了新的感悟：对待任何事物，不能简单凭借“新”与“旧”来加以肯定或否定，应当有更高的判别准绳，那便是马克思主义。打定主意后，陈望道赶忙提笔给邵力子复信。不多时，上海方面向他提供了戴季陶自购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以及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翻译底本。
带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向往和坚定的理想信念，陈望道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
陈望道在伏案工作。
伏案忘我“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并不陌生。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陈望道留日时，结识了日本进步学者河上肇、山川均等，阅读过他们翻译的部分马克思主义著作。“五四”前后，他也曾在《每周评论》《国民》等进步期刊上阅读过《共产党宣言》零星摘译。只可惜，《共产党宣言》的中文通译文一直阙如。
1920年2月中旬，陈望道回到了分水塘村。适逢春节临近，家家户户忙着准备年货，陈家亦然，为避开各种干扰静下心来专注译书，陈望道躲进了离住宅不远处的柴屋内。
此屋由于堆放柴禾，平日少有人前往。陈望道便带着几样简单的生活物件和文具，在此暂居。柴房里既没桌子又无床，他就把一块铺板架在两条长板凳上，工作时，把文房用具摊在铺板上，潜心工作；困了乏了便往桌板上一躺，权作休憩。义乌山村的三四月份正是早春时节，乍暖还寒，柴房中更添几分寒意。可陈望道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孜孜不倦，除了短暂的睡眠，再无分神之事。就连一日三餐和茶水都由母亲送入房中。
眼见儿子食不甘味、夜不安寝，人都瘦了一圈，陈母心疼不已。一日，她特地包了几个糯米粽子，外加一碟义乌特产红糖，送去给儿子吃。“粽子是刚出锅的，蘸蘸红糖，赶快趁热吃。”陈母搁下吃食，反复叮嘱道。陈望道“嗯”了一声，却还在低头写字。为了不打扰儿子，陈母便转身离去了。
过了一会儿，陈母前来询问粽子甜不甜，是否还要添些红糖。“甜，非常甜”，陈望道的答复很是利落。而后待到陈母进屋收拾碗碟，见到儿子嘴唇周围乌黑一片时，先是大吃一惊，再一看桌上的碗碟，她不由笑出声来。原来，陈望道太过专心，竟错把墨汁当红糖蘸。
陈望道埋头苦译，用平常五倍的速度工作，终于在1920年4月下旬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翻译工作。后来，由于《星期评论》停刊，《共产党宣言》译稿的出版费了一番周折。但好在得到了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的支持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资助，几经磨砺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终于在1920年8月首印，共计印行1000册。首译本封面印着红底的马克思半身坐像，内页用5号铅字竖版直排，无扉页及序言，亦不设目录，风格简洁。
动荡时代与复旦师生风雨同舟
随着《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问世，“共产主义”来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火种从此点亮了这个东方古国，“陈望道”这个名字一时间在国内进步青年组织中传开。同年9月，陈望道被安排到复旦国文科工作，并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研讨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
回顾陈望道的一生，名声远扬、荣誉甚多，他既是社会活动家也是修辞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但对复旦师生而言，他更为亲切的身份则是抗战时期与学生共患难的复旦新闻学系主任，新中国成立之后复旦大学首位校长。
1920年陈望道走上复旦大学讲台，中途因保护学生被迫离开近10年，总共在复旦执教47年，担任校长25年。在校期间，陈望道一直致力于新闻学的推广与发展，不但一手促成了复旦新闻系的成立，还广开研学，引入新思想，创办新闻馆，使其成为该校民主力量最强的一个系。
在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复旦大学随着国运坎坷而颠沛流离。为了给学生继续上课，学院几易其址，艰难求生。1937年上海沦陷后，复旦大学部分师生被迫迁至重庆。可战火连绵，再次殃及学子，战机再次炸毁了部分校舍。为了解决学生的学习场所问题，时任复旦新闻系主任的陈望道，发起面向社会募捐的新闻馆创建计划，四处借钱筹款。为了节省时间，他每天都是买个烧饼、喝杯水就算吃饭了，晚上则睡在朋友家的床板上。一年后，一间面积400平方米的新闻馆终于落成，“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在这里，陈望道带领复旦学子“宣扬真理、改革社会”，鼓励学生“有胆有识、学有专长”，用自己的力量向时代发出怒吼。直到1946年6月，复旦大学终于迁回上海。
回迁后的复旦大学，在教育界声名鹊起。国民党为了控制舆论，不但派遣特务对复旦学子进行迫害还妄图将复旦大学迁往台湾。为保护学生和校园，陈望道再次挺身而出，带领上海地区大专院校教授成立了“大学教授联谊会”，配合中共地下党保护进步学生；带领复旦大学师生员工成立应变委员会，努力做好护校工作，以迎接解放。
1949年4月，国民党大肆逮捕屠杀爱国人士，陈望道被列入黑名单。复旦中共地下党组织通知他即刻转移，躲藏至5月25日终于迎来了上海解放，陈望道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复旦大学首位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