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方村五常堂全景
“播火·呐喊”雕塑
幼年时，方华弟就喜欢端坐在五常堂的大门口，听着叔伯们讲述村里的红色故事。
“方城顺是我的四爷爷。小时候就经常听我父亲说，四爷爷自师范学校毕业后，就与方元永等人经常到东河、上溪、柳青、后宅、曹村等地宣传革命，在集市上发表演讲，慷慨激昂。”弹指间便过去了一甲子，方华弟对儿时听父辈所讲的故事仍记忆犹新，“因为四爷爷口才好、会说话，大家都听得明白、听得进去，很鼓动人心。”
从清朝开始，上方村就是浦江至金华的必经之地。每逢东河集市，从浦江、后宅等地到东河赶集的人们便络绎不绝地穿过香溪、路过五常堂，奔向集市交易。听父辈们讲着故事，面对着远去的人群，方华弟曾站在香溪旁暗暗发誓：“今后若有机会，将尽我所能，让上方村的光荣历史和英雄事迹展现出来，为更多人所知；我更是有义务，把上方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多年前，方华弟曾连任上方村村委会主任。其间，他曾多次前往党史、档案等有关部门和街道沟通对接，争取上级部门的政策支持，又多次邀请文史界人士现场指导，将五常堂打造成为上方村文化礼堂，建起了红色文化教育传承基地。其中，以大量的图片和文字资料，还原了早期共产党人在义乌从事革命活动的红色故事，记录了令人动容的永恒瞬间。
“在文化礼堂的右边，是方元永事迹陈列室，左侧是方城顺事迹陈列室。他们在义乌主编了第一份革命报纸，培养了第一位从农民中发展的共产党员，创建了第一批在土地革命时期成立的党支部……”如今，方华弟又一次站在了五常堂前的香溪旁，面对着一拨拨前来参观的游客，激情满怀。这些留在义乌建党史上的红色印记，如村旁潺潺的香溪水，永远传颂着英雄的美名。
现在，上方村成了方塘村的一个自然村，方华弟的身份也由村委会主任变成了一名红色文化宣讲员。虽然已年近古稀，但他对传承红色文化的痴情始终没有变：“我们村有这样的红色人物、有这样的英雄事迹，我感到非常自豪。让革命历史和英雄事迹被更多人所知，这是一件非常紧迫的工作。我们要学习他们的崇高精神，让他们的事迹得到广泛传播。”
走进上方村文化礼堂，翻看着历史档案中的红色印记，每一页都镌刻着革命者前行的足迹，每一件都蕴含有一段感人肺腑的革命故事，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铭记和珍藏。
一片培育英雄的热土
上方村地处义西北，距后宅街道办事处约5公里。“始祖姓方，村坐落于山坡上，故名。”这是《义乌地名志》对上方村名的注释。
尽管有香溪的百转千回、古道的纵横蜿蜒、五常堂的古朴典雅，但多年来上方村最让人关注的还是她的“红色故事”。村庄的四周，有香山岭、雪封岭、戚宅岭、步墟岭、尖头岭、大岭、将军岭等，让上方村有了“九岩十岭”之说，可谓是山高路远水长。上方村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成为当年孕育英雄的摇篮。
“上方村落不大，但自古文脉绵远，能人辈出。大家现在所处的位置名叫五常堂，由清咸丰六年丙辰科(1856年)武进士方聚星等五个兄弟所建。而方元永、方城顺，则是在大革命时期从这片土地走出的杰出代表。”每次在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义务讲解时，这段解说词都是方华弟必讲的。
如今的五常堂，彰显的不仅仅是进士之门，更是红色之门、光明之门、信仰之门，是该村的红色文化传承基地。
目前，义乌党史对上方村这两位红色人物的定位是：方元永，最早在义乌本地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共党员之一，第一位国民党义乌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主编义乌首份革命报刊《乌喊报》；方城顺，领导建立义乌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前洪村党支部，是义乌第一批党支部的创建人，是中共义乌县委的首位筹建人。
讲好上方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各位游客，现在你所处的方元永事迹陈列室，原本即是方元永的故居。”站在五常堂的大厅内，方华弟指着边上的两间房子说，“上方村是一片培育英雄的热土，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和传统。”追寻着内心的红色信仰，游客们随着方华弟的声音，穿越时空，仿佛回到了那个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年代。
以教师身份从事革命活动
1926年春，方元永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他还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一师”)，在学校负责学生工作，参与《杭州学生报》等进步刊物的编辑出版。
五四运动后，位于大运河畔的“一师”逐渐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针对“一师”的国文教学改革和“离经叛道”行为，最终在1920年爆发了“一师风潮”。受“一师”特殊的斗争精神和校园环境所熏陶，方元永在校期间接受了党的教育，树立了革命信仰，成为“一师”的活跃分子，最后由共产党员季达才、朱建民介绍入党。
方元永于1926年暑期自“一师”毕业后，遵照中共杭州地委的指示回到义乌开展革命活动，回义后即有在金华的共产党员朱建民前来与他联系。他们原决定在金华筹办一家青年书店，作为宣传革命文化、从事党组织活动之地，但最终因资金不足而流产。当方元永回到上方村后，组织了同村的方城顺、何麻车村的进步青年何家槐等，一起学习阅读《创造》《向导》《洪水》《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谈论政治形势，探讨开展革命活动。
方城顺年长方元永4岁，两人都曾就读于稠川小学，在辈分上是叔侄关系。但方城顺因家境贫寒，由兄长节衣缩食供其读书，入学时间较晚。此后，方城顺考入了设于金华的浙江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接受五四新思想的洗礼，至1926年暑假自该校毕业。在这年的下半年，两个同村人又殊途同归，一并任教于东河香山小学。
在方元永、方城顺回义乌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进入关键期。1926年3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在杭州成立，其中跨党的中共党员占选出的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一半以上(1923年6月，党的“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这年下半年，北伐军相继进驻了湘、鄂、闽等省，“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声响遍大江南北。
在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下，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日益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呼声。在香山小学，方元永以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在重阳节的曹村庙会上，又组织散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土豪劣绅的传单，引起了很大震动。
“香山小学教员方元永、方城顺、黄昌照、刘学龙、刘逸天等秘密商议，预作响应北伐军的准备。”方城顺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此时，共产党员季外芳从杭州来到香山小学，由他起草了欢迎北伐军的宣言和标语，口号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实现三民主义’‘组织农民协会’等，并将这些标语趁深夜秘密张贴于稠城，以及柳村、曹村等村镇。”
为了迅速组织开展工农运动，发动各界民众支持北伐，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高潮，中共党组织和国民党省党部先后派员到金华各县筹建国民党基层组织。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任命共产党员童志沂为义乌特派员，负责义乌国民党左派的建党工作。
童志沂是义乌西门人，他既是国民党浙江省执委会候补执委，又是中共杭州地委委员。他来到义乌后，即与方元永取得联系，要求方元永等人以国共合作名义，先组建国民党区分部。在1926年10月间，义乌县国民党的第一个区分部在香山小学成立，方元永为国民党香山区分部的负责人。由于当时还没有成立国民党义乌县党部，区分部直属于省党部领导。
国共合作在义乌的形成
国民党香山区分部成立后，童志沂被调任严属地区特派员。方元永约请了在金华的共产党员马新超回义乌工作，以便共同筹建国民党义乌县党部，响应北伐军进驻义乌。这时，共产党员丁有容、左派国民党员刘逸天(青溪人)也分别从杭州、严州(古代地名，位于浙江西部)回到了义乌。方元永与他们反复商议，决定先成立国民党义乌县党部筹备处。在筹备处的积极推动下，畈田朱、柳村等区分部先后成立起来。
1926年11月，共产党员赵平生受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潘念之的派遣，从绍兴回义乌从事革命活动。赵平生任教于绍兴女子师范学校，回到义乌后经与方元永等联络研究，在这年的12月于稠城阜亨酱园孟允庆家成立了中共义乌阜亨酱园联络站。这是一个党的秘密联络点，规定对外通信联络的代号为“袁当甫”，负责人为赵平生。不久，即发展了孟允庆、孟荷珠、何朗然等一批中共党员。
至12月下旬，国民党义乌县党部正式成立，赵平生为常务执委，方元永任执委兼宣传部部长，在县党部的七名执行委员中就有五名共产党员(即赵平生、马新超、方元永、丁有容、毛宗骈)，另两位执委为国民党左派刘逸天、刘家泽，实现了义乌县第一次国共合作。
国民党义乌县党部成立后，由马新超接管了县立第一小学并任校长，方城顺也转到了第一小学任教员，但他在该校任教仅月余。1927年1月，赵平生以国民党县党部名义，指派方城顺到杭州“浙江省党务人员养成所”学习。这个养成所是1926年北伐军攻克杭州后，由国民党省党部创办的，但实际是共产党掌握的训练机关。
由于当时形势紧张，第一次国共合作到了破裂的边缘，养成所告知方城顺不要去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养成所被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右派接收)，改到成立不久的杭州总工会去维持局面。杭州总工会设在杭州城头巷，义乌籍的季达才、季外芳是杭州总工会的执委，也是方城顺在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学习时的同学。
方城顺来到杭州总工会后不久，由季达才、季外芳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担任杭州总工会秘书，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任省委交通员，转入地下斗争。
“清党”后开展隐蔽斗争
1927年2月，由方元永负责主编的《乌喊报》创刊。该报以打倒帝国主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为己任，宣传党的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等政治主张，为大革命的兴起推波助澜，鸣锣开道。该报为4开2版，单面石印。不过，该报仅刊出了2期，到当年4月份因国共第一次合作全面破裂而停刊。
4月上旬，杭州总工会派季达才向义乌县党部通报了革命形势急剧恶化的相关情况。中共党员、县党部常务执委赵平生立即在阜亨酱园联络站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对付国民党右派进攻的应变之举。季达才到会作了指导，要求开展隐蔽斗争。
4月11日，杭州反动军警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对革命势力进行疯狂反扑。同一天，由义乌国民党右派、土豪劣绅组成的反革命势力，雇佣了一批流氓打手冲击了县党部和县政府。因县党部早有准备，相关人员纷纷离义“避风头”，没有造成损失。县长徐洪出面阻拦，竟遭殴打。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义乌全县已有13名共产党员。5月底，仍留在县里的共产党员秘密商议，决定发动前洪、柳村、东河、畈田朱等地的农民协会会员，对土豪劣绅的反攻倒算进行反击。他们利用县城集市机会，汇集了上千名农会会员进城，冲击此时被国民党右派掌握的县党部和县政府，然后在街上游行示威。
6月初，浙江省清党委员会派员到义乌“清党”。赵平生、马新超、方元永、丁有容、何廉等24名骨干成员遭通缉，县党部被改组，领导权落入国民党右派之手。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浙江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各地的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共浙江省委，浙江党组织从此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创建义乌第一批农村党支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浙江省委指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去，领导农民运动。遵照“八七会议”精神，省委派遣方城顺回到义乌，从事党组织创建工作，由此拉开了他在家乡开展党组织创建工作的序幕。
1927年10月，正值国民党疯狂进行“清党”的白色恐怖下，在义乌的中共党员大多外撤，党的活动几乎空白。阜亨酱园联络站被暴露，孟允庆的母亲被捕受刑，方元永此时已转入农村继续开展党的工作。方城顺临危受命，回到义乌后首先与同村的方元永取得了联系，向他传达了中共八七会议精神，明确建党对象以工农劳动群众为主，重点放在农村。方元永则向方城顺汇报了国民党的“清党”情况，同时告诉方城顺，县党部曾在前洪、柳村一带组织过农民协会，前洪有个叫吴溶品的，表现很出色，可以找他谈谈。
根据方元永的介绍，方城顺第二天赶到前洪村，找到了吴溶品面谈，并将党的性质、奋斗目标和斗争纲领都向吴溶品做了详细的介绍。经过对吴溶品的启发教育，提高了吴溶品的认识和觉悟，方城顺也十分欣赏吴溶品的进步思想、政治表现，认为吴溶品已接受了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最终将吴溶品吸纳到了共产党的队伍中。
吴溶品也是方城顺带着省委指示精神培养的第一位农民中共党员。吴溶品入党后，很快就把前洪一带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并培养和吸收了一批青年农民积极分子入党。1927年11月，方城顺即在前洪建立了义乌县第一个党支部，书记为吴溶品(1928年12月当选中共义乌县第二任县委书记，1930年10月壮烈牺牲)。
方城顺平时就与王前山的黄昌梧、黄昌桐两兄弟相熟，加上兄弟俩都是知识分子，工作认真细心，思想要求进步，再经过一番了解后，即把他俩发展成为党员。而他们又在当地发展了杨尊山、季敬芝等人入党。
为了发展组织，方城顺继续走亲访友。青溪村的刘世达，1927年3月在建德模范小学入党，回义乌后在青溪小学任教。方城顺得知后即去找他，两人相谈甚欢，认为要发展党组织，必须和农民多接触、多联系。于是，俩人就一起来到柳村，找柳浒小学校长杨友应交谈沟通。双方在谈到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横行不法、农民受尽欺凌、灾难深重时，都深感气愤。经过了一番会谈后，思想活跃、要求进步的杨友应深受启发，更激发了他参加革命的热情。看时机成熟，方城顺、刘世达即将杨友应发展为党员。这期间，他们还经常找柳浒小学的教员谈话，并发展学校教员俞春铎为党员。
杨友应入党后，与方城顺就如何进一步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进行了研究。他们在柳浒小学办起了俱乐部(又称锣鼓班)，以自导、自演、自唱、自娱的形式，通过一边唱戏，一边宣传革命道理，由此揭露农民贫困的原因和土豪劣绅地主的罪恶，提高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并涌现了许多积极分子。
杨友应是文化教员，在从事宣传工作时，他主动承担了书写宣传标语的任务，写的主要内容有“打倒土豪劣绅”“减租减息”等，写好后再交给杨兴海、杨可秋等俱乐部成员去张贴，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大的鼓动作用。1927年冬，由方城顺、杨友应介绍，又将杨兴海、杨可秋、杨小湖等发展为党员。
开办农民夜校，是方城顺回义乌后保持与农民接触和联系的主要通道，也是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的主要抓手。在柳村、山口傅、前洪一带，他们在夜校除了教当地农民学文化，还讲时事、讲政治、讲革命斗争的故事，号召农民开展革命活动。在《杨友应传略》中对这段往事有这样的描述:“他们研究要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必须和农民多接触、多联系；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办民众夜校，很快就在柳村的上车门、新屋里、田里办起来，在柳浒小学办起了民众俱乐部，又称锣鼓班，大多是本村活跃分子，涌现了许多农民积极分子。”
1927年11月间，方城顺在县城街上适遇县教育局长冯鹤。冯鹤在政治上同情革命，与方城顺本就相熟。方城顺向冯鹤提出给他留个“位子”，冯鹤即委任他为义北区教育委员。方城顺以教育委员的身份作掩护，到义北各小学宣传革命道理，向老师和学生灌输进步思想，并在学校中发展党员。
刘家泽是畈田朱肃田小学负责人，曾当过国民党义乌县党部的执委兼组织部长，思想新潮，追求革命。当时他正与大土豪朱鹤寿展开激烈的斗争，影响很大。方城顺与方元永一道找他交流沟通，又发展刘家泽入党，并将在当地创建党组织的工作交给他负责。
方城顺回义乌的这一年来，是他最忙碌的时光。他总是马不停蹄地奔波于义乌农村，忙于对建党对象的考察，发现有进步人士和适合建党的对象，便逐个吸收入党。而通过这些新党员，又相继介绍一些符合条件的人加入共产党，至条件成熟时，再分别建立党支部。
在方城顺的领导下，至1928年初，中共前洪支部、中共王前山支部、中共山口傅支部、中共柳村支部、中共畈田朱支部等相继成立，义乌第一批基层党组织应运而生。
负责筹建中共义乌县委
义乌党的基层组织正在稳步发展中。1928年2月，方城顺到杭州向省委汇报了他回义乌后的建党情况，得到了省委的肯定，省委又任命他为筹建义乌县委负责人，指示他回义乌继续发展和壮大党的组织，并伺机建立义乌县委的领导机构。方城顺折回义乌后，又以义北区教育委员的身份进行活动，发展了在吴店村校任教的吴璋为党员。
至1928年7月，又有杨村、苏界、鹤田、上方、义合、畈东、仓里、吴店，以及城区分别建立了党支部。从1927年10月至1928年10月间，全县先后建立了14个党支部(另有鱼曹头党支部由永康县委建立)，有党员98人。
在方城顺的领导下，通过积极发动农民，宣传农民，在全县数个区域掀起了反封建、反劣绅的农民运动，如柳村反对地主做道场、做庙会的斗争及反封建迷信的斗争，前洪反对恶霸地主的斗争，畈田朱反对地主朱某某的斗争，可谓此起彼伏。所有这些，都为中共义乌县委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1928年9月，省委派遣王章有来到义乌开展工作，与方城顺就义乌是否举行暴动产生了分歧。最终，方城顺服从组织的安排，离开了义乌。
1928年10月，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卓兰芳来义乌指导工作，在上连树村方六月家召开党员骨干会议，选举产生了以朱鸿儒为书记的中共义乌县委。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75年前，义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受住了种种考验，终于迎来了胜利与新生。抚今追昔，作为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时期从上方走出的方元永、方城顺等人，从此也有了一个新的称号——助燃义乌星星之火的“红色双英”。
作为义乌的革命老区村，如今的上方村已成为义乌市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金华市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成了后宅街道的一道红色风景，引起了市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