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本报刊发了报道《义乌人朱建林西行“取志”记》，义乌市民朱建林自费印刷3000本(万历)《义乌县志》，上门换取270多本(套)各地方志的事迹不胫而走，引起社会各界热议。
数日前，在金华市档案系统会议现场，朱建林与金华各县(市)档案馆负责人交换了地方志。会议还传达了上级档案馆的号召：全体档案人“向朱建林学习”，主动出击寻找线索，广泛征集地方特色档案。
“他为我们义乌方志的普及以及推广‘读志用志’开了个好头！”义乌地方志资深专家傅健老师深有感触地说，“不同城市之间进行方志交换，不但可以加强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对扩大各地方志的影响力而言，作用也十分显著。”
历经半年的西行“取志”之旅，让一套“久居深闺”的义乌旧志重现光彩。这些旧志到底有何魅力？正所谓：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地方志具存史、育人、资政诸功能，而承传一邑历史文脉的县志，其功首屈一指。追溯历史，义乌建县超2200年，有志久矣。连日来，记者踏进义乌史志学者的书斋，一探乌伤修志的故事，一窥方志中“小邹鲁”的风采。
(万历)《义乌县志》为现存最早的县志
义乌史志人吴振华所著《义乌历代县志修纂始末》一文中记载：义乌历汉唐迄五季，初无载史之志，其之修纂乃肇于北宋元丰年间，但未有留存之作。直至明代，仅有(万历)《义乌县志》二十卷、(崇祯)《义乌县志》存世。前者为残本，后者在日本内阁文库有刻本，国内仅山东安丘有藏刻本。2022年，两部志书由浙江大学的专家完成点校整理后出版发行。
“(万历)《义乌县志》是义乌现存最早的一部县志，意义不一般。所以，我重印了3000套点校本，来表达上门‘换志’的诚意。”朱建林说。
据文献记载，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周士英治县已三载，“政成讼简，堂皇晏如”，其乃“一意修古文礼乐事”。他阅览旧县志，颇生感慨：“乌昔称邹鲁之邦也，而典籍湮灭至此乎？其司风教者谓何？”于是，有意重修县志。经咨询邑绅后，周士英亲订凡例，再令金世俊、吴从周、朱应秩等人讨论纂辑，再亲自删润施断，于万历二十四年九月定稿成书。
(万历)《义乌县志》总凡“为卷二十，为类八，为目五十有三”，卷帙较以前的志书颇所加增。据周士英亲拟的《纂修县志凡例》所述，当时重修志书依据的主要文献，前志仅为正统的《义乌县志》，此外还有郑柏的《金华贤达传》、金江的《义乌人物记》，以及其他先达文集，凡“有足徵者，悉采入，增其所未备”。而前志原即具备的内容，如建置、疆域、山川之类，大都遵循其旧；至分野、形胜、风俗，则杂采传闻，以己见增益之；赋税加派，与旧定数额有变化者，亦详细记载；前贤名人著述，多散佚无闻，则载其书目以垂后，间掇其有裨于风教者，载之艺文中。据此可见，较之前志，(万历)《义乌县志》更为详备，义乌一县之疆域物产、春种秋收、风俗人情，悉数可见于其间。是故，时人多褒之。吴大缵评曰：“详而核，文而有则，志之良也”；许弘纲赞之：“语赡指深，悉具众美”。
“这部志书的原版现藏于浙江图书馆，卷首印有‘龙游余氏越园藏书’，可见是书画大家余绍宋的旧藏物。”傅健介绍，(万历)《义乌县志》成为后世续修县志的蓝本，其后义乌旧志的体例纲目，或径袭或有所更张，总体都不出该志所奠范域。
45年后，知县熊人霖续修了(崇祯)《义乌县志》。“当时，朝廷正在广征方志。”傅健介绍，熊人霖修县志，无论卷数、类例仍沿袭(万历)《义乌县志》之旧，正因为如此，今留存的(万历)《义乌县志》虽残缺不全，却可凭(崇祯)《义乌县志》而探其全豹。
(康熙)《义乌县志》乃“县志宜详”之典范
至清代，《义乌县志》修成并刊传者有康熙、雍正、嘉庆三种。其中，今存(康熙)《义乌县志》是遵循“县志宜详”之说的典范。
据《义乌历代县志修纂始末》记载：“康熙二十七年，知县王廷曾莅政五年有奇，勤于兴废举坠。于本邑文献征存编纂，尤属历代治乌者之最。”在任职期间，他不仅重新整理刊行宗泽、黄溍、王袆三邑贤文集，又组织了县志的重修。其自述重修之故，曰：“积而成忘，则前踪付诸余烬；沿而不续，将后绪视若飘风。怀古之思既绝，兴今之说成虚，廷曾特取而重编之。”由此可见，王廷曾对于方志之文脉承传和风教世俗功能有十分深刻的体会和认知。
为修纂一部详切的县志，王廷曾广泛搜求各类史料素材，“自隆庆以降各版旧志，不论刊本抄本，或完帙或残孑，靡不罗致；通行之府志、通志，亦皆备存。”此外，他尤其用心搜集各类文集，无论一郡之总集，还是诸邑贤一家之私集、历代名家文集，并皆搜备。甚至，顺治朝之《赋役全书》和邑内各名家大族之族谱，也成了参考稽订辑补的素材。
面对前志的“既立传而复详注于表”“有税粮同额而叠书”等弊病，他也颇为费心，“或改正之，或特揭之，或省之仍之。《职官》《选举》订而增之，《宦迹》《前修》《方外》并多订定……杂叙者揭之以表，如眉之在列；散述者乘之以格，如索之串钱”。
如此，新志修成，遂厘然可观。雍正年间，知县韩慧基称扬此志为：“义例精严，考据详核，其于国计民生之务，尤三致意焉。”
目前流传的版本影印自复旦大学图书馆的藏本，来源于南浔刘氏嘉业堂之旧本，为国内仅存的完帙。另外，此志书在日本内阁文库亦有所藏。
在封建时代，义乌修纂的最后一部县志是(嘉庆)《义乌县志》。这部志书因为“去时最近，内容富赡”，流通最为广远，今人使用最为频繁。民国十八年(1929年)，佛堂镇灌聪图书馆据嘉庆七年刊本石印后，流传甚广，国内不少图书馆均有馆藏。
至民国期间，因时世艰困，义乌虽未修成一部完整县志，但成书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的《民国义乌县新志稿》，意义特殊。它不同于以往官修之志，不但是私修，且出于宁海人干人俊之手。
资料记载，此书一共二十五卷，仅存卷首、卷一至卷四。目前，义乌已将其影印辑录成《民国义乌县志稿》。翻看书中类目，新增的《团体》《司法》《保卫》《金融》《工业》等，均反映了人民之生活、社会之发展，且更着眼于经济实用。“由此可见，当时修志已完全跳脱旧志窠臼，而注重国计民生，从中也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傅健介绍。
“至新中国成立之前，义乌历史上有15次修志经历，留存后世的有6部志书。目前，我市已对它们进行了影印和点校，成为‘义乌丛书·义乌往哲遗著丛编’的重要成果之一。”采访最后，傅健笑着说，自古至今，我国民间多有收藏志书的传统，“原因无他，欲了解一地的史事烟云、人物风采、万民哀乐、陈迹遗痕、礼仪典章等种种，最便捷最详尽者非地方志莫属”。
全媒体记者左翠玉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