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史一般将其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因为是反帝反封建,“五四”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便是提倡新文化。
1919年夏天,年仅28岁的陈望道,因“五四”运动爆发,匆匆结束在日本的留学,回到了国内,加入到新文化运动中来。
新文化运动中,陈望道在浙江一师倡导语文改革、支持学生办进步刊物,积极参与和推动了浙江的“一师风潮”,被誉为浙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新文化运动中,因为“一师风潮”他被逼离开杭州,应上海《星期评论》之邀回到家乡义乌分水塘村翻译《共产党宣言》。
新文化运动中,他到上海与陈独秀等相约建党,期间任《新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劳动界》和《共产党》月刊的编辑,主编《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为建党初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动工人群众和筹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是中共上海地委的首任书记。1923年后任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校办主任,和党创办的另一所中华艺术大学的校长。陈望道,在新文化运动中培养党急需的大批干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贡献,为党史界公认为党的创始人之一。
力行新文化运动
1919年的秋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已经冲击到了浙江省。当年,思想文化斗争的场所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学校的学生组织、行政组织和中国语文课;另一个便是刊物。
陈望道倡导语文改革,他同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三位国文教员一起对语文课采取了许多改革的措施,如:提倡白话文、传授注音字母、出版国语丛书等。此外,他们还对中国语文课的教授法进行了改革,拟订了中国语文课教授法大纲,编制了新的中国语文教材。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无疑是对旧的、以熟读和模仿为主的教育方法的一次冲击。
在改革中国语文教育的过程中,还发生过一起小小的风波。陈望道说:“我们曾出了‘白话文言优劣论’的题目,叫同学们做作文。当时大部分同学都是讲白话文比文言文好。我班上有一个学生,在作文中却以文言文的体裁大骂白话文。我在修改作文时,对许多文理不通的地方都打了红××记号,并写了批语:‘写文言文也该写通顺一些,理路不通,无从改起,重新做好再改。’在教室里发本子时,他一翻全是红××,就火了,一把抓住我的领口,叫我去见教务长。这件事情发生后,在校务会议上作出决定:除非陈望道先生不同意,不然要开除这位学生的学籍。”后来那位学生哭到陈望道面前,向陈望道道歉。陈望道对他进行了教育,使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以后这位学生也倾向提倡白话文了。
当时在“一师”的语文教员,除了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四位进步教员外,还有一位是省政府派来的,他来“一师”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语文的教育改革,若阻止不成还准备动武。陈望道回忆说:“一次我们四人在我房间里开会(我房间与那个人房间相隔很近),那位先生在他房间里大声对他女儿讲‘我如果没有其他办法,就用枪打死他们’。”实际他是讲给陈望道他们听的。可见当时新旧思想、新旧文化斗争相当激烈。
斗争激烈的另一个场所是刊物。当时在学校里办的刊物很多,门类也很多,有一个班级办的,几个人办的,甚至还有跨学校办的。在浙江“一师”编辑出版的刊物中,以《浙江第一师范校友会十日刊》和《浙江新潮》的影响最大,陈望道对学生的办报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夏衍就曾回忆说:“《浙江新潮》就是‘一师’学生宣中华、俞秀松等在陈望道、夏丏尊的支持下办起来的。”因为陈望道在留日期间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以《浙江新潮》在他的影响下,刊物一经出版即以思想清新、言论犀利而受到全国知识界的重视。而《浙江第一师范校友会十日刊》则是陈望道与他的学生施存统一起创办的,被誉为“五四”时期“浙江的一颗明星”。在陈望道的指导下,施存统在《浙江新潮》上发表了反封建的《非孝》一文。这篇《非孝》的文章被军阀当局斥为大逆不道的文章,由此《浙江新潮》被禁止发行,施存统也被学校开除了。
因为陈望道等四位进步教员在一师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这篇《非孝》的文章,浙江省教育厅两次派员查办“一师”,责令校长开除《非孝》的作者,并要求对陈望道等四位语文教员予以撤职查办。一师的经亨颐校长不予理睬,省教育厅下令撤换“一师”校长,改组学校,并派军警进驻学校,从而引发了震惊全国的“一师风潮”。在“一师风潮”中,陈望道等四位进步教员被称为“一师风潮”中的四大金刚,陈望道积极参与和推动了浙江的“一师风潮”,被誉为浙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新文化运动带来思想上的提升
经历了“一师风潮”,陈望道开始认识到在一师的改革,“实际上只是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就这样,当局已把它视为洪水猛兽,这使他“认识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实施都是劳而无益的”。就在陈望道苦苦思索如何才能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时(1920年2-3月份),他收到了《民国日报》邵力子先生的来信,得知《星期评论》社戴季陶先生要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消息。于是,陈望道回到故乡分水塘村试译《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4月底完成了《共产党宣言》一书的翻译工作。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当时,陈独秀曾发函至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和济南等地,要求他们也建立相应的小组或支部,同时寄去了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大家都是先从学习陈译《共产党宣言》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可以说,陈望道首译的《共产党宣言》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催生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同时还影响了那个年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整整的一代人。毛泽东是1920年夏天从湖南到上海拜访陈独秀时看到陈译《共产党宣言》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十多年后,在延安的窑洞前,毛泽东对外国记者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第一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刘少奇在回忆那段历史时也讲过,当时他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周恩来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读到《共产党宣言》的,在1949年召开的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他当着代表们的面对陈望道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邓小平也说过:“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陈望道首译的《共产党宣言》,催生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陈望道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的第一个贡献。陈望道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的第二个贡献是,不但参与了建党建团,还编辑了《新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劳动界》和《共产党》月刊,主编《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为建党初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动工人群众和筹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0年4月底陈望道应陈独秀之邀到上海后住在李汉俊家,当时李汉俊是《星期评论》社编辑,邵力子是复旦大学国文科主任兼《民国日报》社主编,陈独秀原在北京因遭北洋军阀迫害于1920年初逃到上海,陈望道、陈独秀、李汉俊、邵力子等人,因为都住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交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是,便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的人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邵力子、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等,总共不到十个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对外的公开名称,内部叫共产党,有组织机构,有书记。陈独秀任书记,陈望道任劳工部长,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等为研究会核心。
1920年8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任书记。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去了广州后,陈望道曾为临时代理书记。同年8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陈望道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的负责人之一。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前,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刊物。1920年2月陈独秀到上海后,为在上海复刊《新青年》,与李汉俊、邵力子、沈玄庐等人商量,并邀李达、陈望道加入编辑部。复刊后的《新青年》,从第八卷第一号(1920年9月后)正式成为党的机关刊物。身为《新青年》编辑的陈望道,在《新青年》成为党的机关刊物后,为改造《新青年》做了许多工作。
当时胡适反对《新青年》从北京搬来上海,也反对《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此陈望道在《新青年》上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专门刊登苏俄的新文艺思想,采取了把新的东西引进来的办法对《新青年》进行改造。改造后的《新青年》,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成了社会主义论战的重要阵地。1920年12月陈独秀南下就任广东教育厅厅长后,陈望道接任《新青年》主编,《新青年》成了当时在中国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旗帜。
除了《新青年》当时还办了一份《劳动界》杂志,这是一份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而面向工人的通俗宣传刊物。每一册都设有“演说”栏目,当时参与每册“演说”栏目撰稿的人有: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怪君等十人,共撰写文章23篇,其中陈望道撰文是最多的。在陈望道的关心下《劳动界》办得十分成功,正如杨树浦路电灯厂工人的来信所说:“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申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呵!我代表我们一班很苦恼,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申的工人,祝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万岁!”。《劳动界》虽然存期仅六个月,却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发动工人群众、制造舆论,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1921年下半年,作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一员,陈望道参与了一大的筹备工作,并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一大的代表,一大后他是中共上海地委的首任书记,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校办主任,和党创办的另一所中华艺术大学的校长。陈望道,作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地区的早期领导人,为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上海地区的党建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被党史界公认为党的创始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