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改革开放38周年。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中国当代史上堪称“拐点”的重要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改革开放由此起航。
在38年史诗般的征途中，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从“无中生有”到“无所不有”，不仅创造了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的奇迹，也使自己成长为折射改革走向的“风向标”城市。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曾指出：“义乌的发展是过硬的，在有些方面还非常突出；义乌发展的经验十分丰富，既有独到的方面，也有许多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方面。”
2006年6月8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义乌召开座谈会，推动当时已在浙江掀起的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热潮向纵深发展。此前的4月30日，浙江省委、省政府联合下发《关于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通知》，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学习推广义乌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科学发展之路的经验。
“义乌发展经验”由此成为继“温州模式”后，浙江又一个解读与剖析以发展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以全民富裕为最终诉求的中国改革的最典型样本。
值此改革开放38周年和学习“义乌发展经验”1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策划了这组专题报道，从多个角度探寻身兼“县域经济优等生”与“中国式市场经济最佳典范”双重身份的义乌，带给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中国改革的启示。以下是“创业篇”。
义乌正成为国际商贸交流的中心。
晚上6点，夜幕初降，义乌稠州北路的异国风情街开始喧闹起来。
餐馆、KTV、理发店门面上，标着阿拉伯语、印度语、英语、韩语的的霓虹灯炫目地闪动着；烤肉摊位腾起阵阵烟雾，三五成群身着民族服装的阿拉伯客商围坐街边闲谈；空气中，飘荡着充满异域风情的香水味、水烟味和音乐。
在义乌这座新兴“移民”城市，这种各色元素交织的场景，只是其大开放格局和文化多样性的一个缩影：随着小商品市场的日益壮大，110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流动着来自140多个国家的43.8万余名外商，其中常驻者达1.5万；125万来自国内各地的外来建设者，已远超70万本地人口，其中包括国内所有少数民族的数万人员，他们在这里彼此尊重、友好相处、共生共荣。
如果说延续了30多年依然活力迸发的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是个奇迹，那么奇迹的诞生，离不开活跃的市场主体，也就是“人”。在义乌“双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进程中，本地人“走出去”，外地人“融进来”，在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中创造奇迹，并实现自我再造，共同探索建立“联合国大家庭”式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
“在这样一种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中，义乌突出‘两个关注、两个尊重’(即关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关注不同利益群体的合理诉求，尊重劳动者主体地位、尊重文化多样性)，形成了本地人与外地人、本国人与外国人和谐相处、和谐创业的良好环境，实现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充分说明，改革发展与和谐稳定始终是有机统一的。”2006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义乌调研时说。
他表示，学习义乌发展经验，就要在积极营造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法制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不断激发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人们的创新精神的同时，坚持把实现社会公正作为重要的政策导向，合理调整各阶层的利益结构，尊重公民的民主权利和法律地位，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穿着裤衩而来，西装革履而去”
2016年4月26日上午，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敲响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宝钟”。当天，她掌舵的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正式重组更名挂牌上市，成为义乌第六家上市公司。重组后，上市公司资产总额超过100亿元，市值逾200亿元。
周晓光。
毫无疑问，周晓光这个1962年出生在绍兴诸暨岭北镇一个小山村的新义乌人，已然成为这座国际小商品城中最知名的商人之一。但当年刚从义乌白手起家的她也曾为了讨生活，有过7年“货郎妹”的日子。
1978年，16岁的周晓光第一次跟随母亲走出大山，背着从义乌廿三里刚兴起的早期小商品市场采办来的百余斤绣花针和绣花样，从义乌火车站出发，北到黑龙江，南至云南，在大半个中国走街串巷。
白天摆摊、晚上赶路，饿了就买几个便宜的烂苹果，晚上就睡在火车座位下方的地板上。当时的周晓光想法朴素，只希望家里人能吃饱饭，妈妈能成为全村第一个戴上金戒指的人，奶奶能有一件“的确良”衬衫。
穆罕穆德一家人。
1986年，成家的她决定停下脚步，和丈夫在义乌安营扎寨。
起步之初，夫妻俩租了两间陈旧昏暗的平房，一天24小时都在这里。“后厂”加工完的饰品，直接拿到“前店”去卖，一个家庭企业的雏形慢慢成型。
此后，从1平方米大小的摊位到开办义乌第一家饰品店面，再到创办新光饰品公司，周晓光一步步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饰品企业的掌舵者，并二度当选为一个下听民声、上达民意的全国人大代表。
在回忆自己的创业生涯时，周晓光曾说：“我和新光能有今天的成绩，最大的缘分和福分，都来自不是故乡却胜似故乡的义乌这座城市。”
在义乌，“从无到有”人生故事的主角不仅限于周晓光这样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义乌人。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各地的“淘金客”因梦想汇聚义乌，在这里如鱼得水，将梦做到当初难以想象的美好地步，也把义乌变成了蓬勃发展的中国商贸业最精彩的注脚。
38岁的约旦商人默罕奈德从没想到，只身来中国谋生的他，会在义乌收获事业与家庭。
近1米8的身高，短发微卷，高鼻梁、深眼窝，笑容腼腆，默罕奈德有着一副标准阿拉伯人的面庞，却会一口流利的汉语。
2002年，在广州开餐厅的他在多次听人提及义乌小商品市场后，抱着好奇心，与叔叔一起来到义乌。
“当时我发现在这里做生意的阿拉伯人不少，但没有一家阿拉伯餐馆，吃饭很不方便。”于是叔侄俩决定在义乌开设第一家阿拉伯餐厅。
“说实话，那时候没什么钱，一度因为资金窘迫差点放弃。好在这里的人很热情实在，不排斥、不欺负外国人，义乌人从不对我们阿拉伯人另眼相看，贷款租房都有人帮忙，在这里做生意很安心。”默罕奈德告诉澎湃新闻，创业初期他便结识了不少朋友，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大家和气生财”。
2004年，默罕奈德和来自安徽的妻子刘芳接手餐厅。经过12年的打拼，这家名为“花”的餐厅，如今已是上下两层，可容纳上百人，每年收入数百万元。
“十多年了，没与其他的经营户发生过一起经济纠纷。”谈及在义乌的生活，默罕奈德始终面带笑容，“满足”是他最大的感受，“在我家周围同住着许多外国人，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但平时都会聚在一起吃饭、出游，就像一家人一样。”
更令他欣喜的是，自己的故事还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赞许。
2014年6月5日，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提到，默罕奈德把原汁原味的阿拉伯饮食文化带到了义乌，也在义乌的繁荣兴旺中收获了事业成功，最终同中国姑娘喜结连理，把根扎在了中国。“一个普通阿拉伯青年人，把自己的人生梦想融入中国百姓追求幸福的中国梦中，执着奋斗，演绎了出彩人生，也诠释了中国梦和阿拉伯梦的完美结合。”
“如今义乌就是我的家。”默罕奈德说，在这里有许多阿拉伯兄弟与他有着同样“穿着裤衩而来，西装革履而去”的创业轨迹。辗转过广州、北京、安徽的他决定在义乌永久定居，因为“在这里挣出了生活，成就了梦想”。
不排外，“双向开放”的市场魔力
从白手起家到年销售额过亿需要多久？河南信阳80后小伙宋光辉给出的答案是：5年。
在这个眼神明亮、侃侃而谈间难掩自信的高个小伙身上，已丝毫看不出曾经的“留守儿童”、“地摊菜贩”、“摩的师傅”等诸多标签。
“作为一个从外地来义乌创业的新义乌人，我最大最深的感受就是：义乌真的是全世界最最适合外地人创业的城市。”宋光辉告诉澎湃新闻。
宋光辉。
在来义乌之前，温州曾是他打拼的第一站，“义乌这个‘文化大熔炉’所展现出的开放共享，是我在温州创业时难以感受到的。”
作为浙江改革开放史上最著名的两个风向标，“温州模式”和“义乌发展经验”都发轫于底层的“创造”，却有着鲜明的差异。时至今日，宋光辉对温州民营经济浓厚的“地缘化”、“家族化”色彩与义乌市场高度开放包容的接纳力对比，仍然感触颇深。
宋光辉的父母是农民工，长年在外打工，自己和弟弟是留守儿童。1999年从专科学校毕业后，他独自前往温州投奔在当地打工的叔叔。在温州，他摆过地摊，卖过蔬菜、旧书，做过销售、跑过业务，“什么都是自己一个人干”。
孤身置于以“抱团”著称的温州人中近3年，晦涩难懂的方言让宋光辉几乎没什么交心朋友，“那时候就感觉，在温州，当地人喜欢抱团走出去，世界都向他们开放；但反过来，外地人却似乎很难融入”。
离开温州后，他辗转过北京、深圳、云南等地，直到2007年听说义乌创业门槛低、机会多，揣着“希望家人过得更好一点”的愿景来到义乌，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当起了摩的师傅。
原本以为载客途中能遇到大老板，得到赏识和点拨，但是后来他发现，老板都是坐在轿车里的。始终没机会，直到遇到开淘宝店的同乡女孩“小萱”。
“小萱”每天都坐他的摩的去国际商贸城配货。“有一天，她开心地告诉我，这一天她挣了800多元。我当时一听眼睛都亮了，心想，这不正是我一直想要的机会吗？”在“小萱”的帮助下，宋光辉决定改做淘宝店，卖国际商贸城淘来的小商品。
“凭借义乌市场的价格、货源和物流优势，我的网店生意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开张第一个月的营业额就有1万多元；5个月后，已净赚十几万元。
2009年8月，宋光辉与其他16位网商自发成立了义乌网商联合会，这是义乌第一家专业网商社团组织。来自广西、云南、湖南、四川、山西、福建、河南和义乌本地的17个青年定期坐到一起，打开各自网店后台，分析各个单品的贡献比、平台的引流量和转换率等问题。
“虽然彼此都是竞争对手，但大家有共识：开放共享才能共赢，这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通过共同分销压缩袋，宋光辉创下了2009年网上零售1300万只的销售纪录。
显然，相较于温州的“单向开放”，义乌“双向开放”的格局，不仅吸引着大批外来寻梦者，更深刻地改变着他们。这也是其比温州更易实现与时俱进、更能散发市场魔力的重要内因。
开放各类社会成员融入的大门，和谐相容间滋长新的发展力量，是义乌这个小型“联合国”在经历了数次金融风暴洗礼后依然健步如飞的关键。
不见外，外国“老娘舅”参与中国式纠纷调解
随着越来越多外来建设者的涌入，义乌在外籍人员管理方面也探索了不少全国首创的经验。
在时代广场B座29层的一间办公室里，浓眉大鼻，爽朗健谈的伊朗人哈米告诉澎湃新闻，他正在为本国两个寻求法律援助的朋友联系律师。
类似这样的协调，哈米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对于这个50岁的伊朗男人来说，参与义乌的公共事务，就像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一样，稀松平常。用他自己的话说——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外国人。
在义乌经商13年，哈米身上的标签很多：开设义乌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的人、会说7国语言的“老娘舅”、社区居民委员会外籍委员、义乌十大好人等。
他所住的社区名为鸡鸣山，是典型的“联合国社区”。除了常驻的3000多名本地人和1.5万国内流动人口外，还有来自56个国家的892名境外人员。
如何引导他们融入社区，并非易事。
义乌鸡鸣山社区是典型的“联合国社区”。
2006年，社区发起了“外国人融入社区”活动，聘请了3位境外人员担任社区惠民议事会成员，哈米就是其中之一。一旦有重大事项需要征询意见讨论时，他们与社区居民拥有同等发言权。
为了方便老外生活，社区还办起了全国首个境外人员服务中心，每周五次免费培训汉语，从坐公交，到买菜点菜、看病就医，教的都是最实用的生活用语；遇到中国传统节日，中心还会举办家庭联谊、文化周活动，把包粽子、剪窗花、做水饺等中国文化元素传递给每一个外籍人士。
“不过这两年让我最震撼的还是义乌的办证速度。”哈米说，初到义乌时，这里还没有一家外商独资企业，为了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在杭州、金华、义乌等地来回跑了数十次，花了几个月时间才取得公司营业执照。
然而从2012年1月起，在义乌国际贸易服务中心，一切只需不到30分钟。
义乌国际贸易服务中心集涉外行政审批、涉外公共服务、涉外中介服务、涉外信息交流于一体，整合公安局、国税局、海关等13个部门133项涉外审批服务项目，外商从办理入境签证到取得公司营业执照，从投资业务咨询到获取居住就学信息等基本事务，都能在这里得到一站式办理。
“这种开创全中国先河的出入境服务模式，让我有回家的感觉。回家就要有家里人的样子。”哈米笑称，如今在义乌常驻的伊朗人有300多人，基本每天他都会自发扮演“老娘舅”的角色，小到协调订单货品数量、颜色、重量，大到为经济纠纷寻求法律援助。
与哈米一样，默罕奈德也身兼调解员一角，不过他的身份则更为正式——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外籍调解员。
成立于2013年5月的外调委隶属义乌司法局，共有调解员54人，其中外籍人员18人，分别来自塞内加尔、伊朗、韩国、印度等20个国家。
据外调委主任陈津颜介绍，涉外调解员大多数是无偿、兼职的，虽然来自不同国家、从事不同行业，但都精通三种以上语言，熟悉中文，了解对外贸易中报关、清关、出关等外贸环节，便于分析对外贸易中产生的纠纷。这种“以外调外”的全新模式不仅破除了语言障碍，也让外商更有亲切感和安全感。
除了不定期协调贸易纠纷外，外籍调解员还兼任普法志愿者工作，以案说法，利用“老外不见外”的信赖优势，把每一次纠纷调解变成境外人员普法宣传的过程。
截至今年10月底，外调委已成功调解纠纷331起，涉案金额4919.72万元，涉及美国、伊朗、俄罗斯、土耳其、印度等26个国家。
为了更充分地让外商参与义乌自我管理，义乌还开创性地在“两会”期间，邀请外籍人士旁听，并举行外籍人士座谈会。默罕奈德、哈米都曾是座上宾，针对子女教育问题、经商平台等问题建言献策。
义乌“两会”的外籍人士旁听席。
“很多朋友会好奇问我，明明在北京有房、广州有公司，为什么偏偏在义乌安家？”哈米说，因为只有在这个平等、和谐、共生的小型“联合国”里，他才觉得自己不是过客，而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