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38周年。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中国当代史上堪称“拐点”的重要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改革开放由此起航。
在38年史诗般的征途中，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从“无中生有”到“无所不有”，不仅创造了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的奇迹，也使自己成长为折射改革走向的“风向标”城市。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曾指出：“义乌的发展是过硬的，在有些方面还非常突出；义乌发展的经验十分丰富，既有独到的方面，也有许多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方面。”
2006年6月8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义乌召开座谈会，推动当时已在浙江掀起的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热潮向纵深发展。此前的4月30日，浙江省委、省政府联合下发《关于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通知》，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学习推广义乌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科学发展之路的经验。
“义乌发展经验”由此成为继“温州模式”后，浙江又一个解读与剖析以发展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以全民富裕为最终诉求的中国改革的最典型样本。
值此改革开放38周年和学习“义乌发展经验”1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策划了这组专题报道，从多个角度探寻身兼“县域经济优等生”与“中国式市场经济最佳典范”双重身份的义乌，带给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中国改革的启示。以下是“财富篇”。
2016年2月，世界义商总会成立。
楼仲平办公桌后的墙上，醒目地悬挂着一幅书法：以小博大。“这四个字，是我的座右铭，也是我们企业的灵魂。”这位略显腼腆的小个子义乌商人对澎湃新闻说。
楼仲平执掌的义乌市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的确够“小”：工厂堪称“袖珍”，占地只有18亩，生产的产品是小小一根饮料吸管，而其本人，也从未登上过各类形形色色的“富豪榜”。
但也够“大”：从规模上说，双童是世界最大的吸管生产企业，楼仲平因此赢得了“吸管大王”的称号；从影响力上看，它是多个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的起草者，甚至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游戏规则”制定权的垄断——作为中国唯一的制造企业，参与了《食品用塑料吸管细则和规范》ISO国际标准的起草编制。
如此强烈而鲜明的反差，一如它所在的这座因拥有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而名扬天下的浙江中部县级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没有哪座城市能像义乌一样，将大与小的逻辑演绎得这般淋漓尽致：小县城，大名气；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集群；小老板，大财富。
这些“以小见大”的辩证关系背后，呈现出的是草根经济的力量，更是中国式市场经济的魔力。
蚂蚁商人
楼仲平。
51岁的楼仲平很早就开始了自己的商业生涯。14岁那年，初中还没毕业的他，每天跟随父亲挑着百余斤的货郎担，走街串巷做起了手摇拨浪鼓的“鸡毛换糖”生意。
此后15年，他收过废品、干过铁匠、搞过养殖，甚至做过“倒爷”。“总之什么赚钱做什么，前后换了20多个行当，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楼仲平对澎湃新闻回忆。
1991年，他回到义乌，开始考虑找一个稳定的行业安身立命。恰好当时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篁园市场”刚建成，楼仲平拿到了一个日用百货摊位。
楼仲平回忆，一开始他其实根本没想好卖什么，后来发现市场附近有条专业街，专卖台州黄岩生产的塑料制品。于是，就拿了一些在自己的摊位上代销。
之后，代销的产品越来越多，一米宽的摊板上居然码了几百种产品。当然，其中也包括塑料吸管，“先是到广东、福建一带，把那里生产的吸管买回来在义乌小商品市场销售，后期是替义乌大部分工厂生产的吸管代理销售。”
两年后，楼仲平的摊位成为当时市场里日用百货类别的佼佼者，一年净赚二三十万元。
不满足于摆摊生意的楼仲平此时又动起了心思。1994年3月，楼仲平经销吸管产品的一家企业老板找到他，说想花50多万元购买一套全自动吸管生产线，但由于手头紧张，只能把手上的半自动吸管生产线卖掉。
考虑到自己手里已经积累了一批客户，楼仲平顺理成章地花了5万元买下了这套旧设备，然后在村里租了两间民房办起了吸管厂。“说是工厂，其实就是小作坊，厂里干活的就我们夫妻两人再加上我父亲。”他的“吸管大王”之路自此蹒跚起步。
在义乌，楼仲平式的小人物创业史俯首可拾，浙江最知名的女商人——有“中国饰品女王”之称的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便是义乌草根创业者的又一经典。
出生于小山村的周晓光早年经历与楼仲平相似。1978年，只念了一年高中、16岁的周晓光拿着一本地图册，背着从刚刚萌芽的义乌廿三里小商品市场批发来的绣花针和绣花样，开始了长达7年的“货郎女”生涯。
1986年，已经成家的她决定结束奔走四方的“行商”生活，和丈夫在义乌安营扎寨。他们拿出1.5万元积蓄，在义乌第二代小商品市场里买下一个1平方米大小的摊位经营饰品，开起了前店后厂式的“夫妻店”——丈夫到广东、上海、北京等地购进原材料后，她和妹妹们就在晚上加工，然后第二天摆摊销售。
依靠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完成的积累，周晓光开设了义乌第一家饰品店面，又在1995年，创办了用自己和丈夫虞云新名字各取一字命名的新光饰品有限公司。
无论楼仲平，还是周晓光，都显现出在义乌这片土地成长起来的商人之于国内其他商人群体的独特之处：他们几乎从零起步，从未期待一口气吃成个胖子，而是凭借着草根的韧性和机敏，以一种“勿以利小而不为”的姿态，瞅准那些不起眼的小商品、小配件，善于发现别人尚未注意到的市场缝隙和商机，将“规模经济”的经济学定律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赢得广阔的市场前景。因为如此，义乌商人也被形象地称为“蚂蚁商人”。
但正是这批“蚂蚁商人”，却“导演”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奇迹”。义乌小商品市场从1982年仅有700多个摊位的马路市场起步，历经8次搬迁、十余次扩建，现有营业面积550余万平方米，商位7.5万个，经营着26个大类180万种商品，出口219个国家和地区。市场成交额连续25年位居全国各大专业市场榜首，被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义乌国际商贸城微缩模型。
他们还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企业产业集群成长模式。目前，义乌已有2.67万家工业企业，以及由这些企业汇聚而成的以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为代表的20多个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13个国家级产业基地，它们与航母级的小商品市场共生共荣，形成了一个市场带动工业、工业支撑市场，两者相互依存、共同成长的局面。
更令人吃惊的是，义乌的蚂蚁商人群体仍在不断壮大。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义乌共有各类市场主体27.36万户，约占浙江全省的二十分之一、全国的三百分之一，比上年增加17%。若以义乌2015年末125.88万常住人口计，平均每5个义乌人里就有1个老板，远高于浙江每13个人中有1个老板的平均水平。
“遍地的老板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最终使市场成为义乌一个能量巨大的反应堆，引发着资本、人力、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连续裂变。”中国小商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衍虎对澎湃新闻分析，“可以说，无数个‘隐形冠军’造就了义乌这个‘大冠军’。”
义乌基因
尽管商业超乎想象的发达，但一个显见的现象是，在义乌，巨无霸式的大企业与超级大老板却屈指可数。以浙江省企业联合会、省企业家协会等机构今年10月发布的“2016浙江省综合百强企业”和“2016浙江省制造业百强企业”为例，上榜企业中，没有一家来自义乌；在浙江省工商局和省民营企业发展联合会11月联合公布的“2015年度浙江省民营企业百强榜单”中，义乌企业亦榜上无名。登上“2016胡润百富榜”的278位浙江富豪，仅有2人出自义乌。
“这样的现象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它是由义乌长期形成的商业格局决定的。”长期研究浙商群体的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胡宏伟认为。
一方面，是因为“小商品、大市场”的开放特性。在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史上，一个被各地竞相学习的重要成功经验是“划行归市”，即将所有商品进行分类，同类商品集中到一个交易区经营，这使大量相同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涌入同一交易空间，彼此之间接近于完全竞争。
“在这样真正彻底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他们要想脱颖而出，只能想方设法提高产品竞争力，在质量、价格、档次、适销对路等方面下功夫，可以说机会绝对均等、竞争异常充分，注定了任何一个市场主体都很难凭借资源垄断一步做成‘巨无霸’。”胡宏伟说。
另一方面，也是至为关键的，答案要从“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脉络中寻找。
同100多公里外的因“温州模式”而举世闻名的温州一样，义乌也是人多地少资源贫乏。更糟糕的是，处于金(华)衢(州)盆地的义乌土质属黄红壤，酸性强而肥力较差。土地不养人，经商便成了农民糊口活命的生存之道，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用糖饼向客户换取鸡鸭鹅毛的“敲糖帮”由此而生，至少相传了数百年。
义乌拥有悠久的“鸡毛换糖”经商传统。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大门初启，穷得“去年总盼今年好，今年又是破棉袄”的义乌农民怀着脱贫致富强烈愿望和冲动，重拾“敲糖帮”的“鸡毛换糖”经商传统，小商品市场雏形初现。“义乌商人发迹之初，没有任何本钱，文化程度也普遍极低，是中国改革开放军团中起点最低的一群创业者，这迫使他们必须从‘小’起步，构成了小商品市场发育的最原始动力，进而形成以‘小’为主的‘市场经济生态圈’。”胡宏伟说。
这一幕很容易让人想起浙江民营经济的另一典范——温州。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启动前后，同样拥有悠久商业文化传统的温州人为逃离贫困，率先向计划体制发起敢死冲锋。彼时，10万温州人游走四方到外地谋生，大多推销温州家庭小作坊生产的纽扣、晴纶布或电器等五光十色的紧俏小商品；在温州境内，则崛起了最负盛名的“十大专业市场”。“小商品，大市场”也是“温州模式”的源头之一。
然而，同样发端于底层的“义乌发展经验”与“温州模式”又有着显著差异。温州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主要是民众的自主制度创新，地方政府采取的是顺应形势和环境，力求通过“无为而治”和事后调节与追认的方式维护、培育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
义乌则不同，其地方政府是顺势“造市”，在市场体系发育和市场秩序扩展进程中，主动对“小”进行整合，助推义乌的“大”嬗变。从最初的尊重、宽容民众的“小”创造，开放小商品市场，到娴熟地利用市场化手段创造“大平台”，无不打下极为深刻的“有为政府”烙印。
两种制度安排，结出的果实迥异。进入20世纪90年代，身为市场“东方启动点”的温州，专业市场渐渐失去昔日的耀眼光环。1991年起全国数次评选“十大市场”，温州均未上榜；除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等少数几个市场外，当年的温州十大专业市场有的波澜不惊、难见起色，有的甚至已经销声匿迹。相反，义乌小商品市场却从区域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起步，发展成为“买全国、卖全国”的“华夏第一市”，并逐渐向“买全球、卖全球”国际性商贸中心蜕变。
“温州专业市场的辉煌不再，确有交通地理环境相对不便等客观因素，但政府力量缺位是非常关键的原因。相较之下，在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顺应市场规律，不刻意求大，每一项决策都能恰到好处地踏在节拍上，与民众形成内外合力，使市场的生命力不断激发。”胡宏伟说。
“小”“大”之间
已在吸管行业深耕20多年的楼仲平对一味做大企业规模不再兴致盎然，他甚至将办公楼大厅里的题词——曾经让双童引以为傲的标签“全球最大吸管企业”，换成了“全球吸管行业第一品牌”。
楼仲平不是没有做大企业的机会。房地产市场火热的时候，很多像他一样规模的企业投身其间，但他抵挡住了暴利的诱惑。“几年前，义乌周边有个地方有意让我过去，给几百亩土地。但我权衡再三，还是决定放弃。”楼仲平对澎湃新闻说，“如果我同意了，肯定要建厂房，迅速扩大生产规模，自有资金不够，需要不断融资，这意味着风险的放大。”
更为极端的是，从2003年起，双童开始有意识地限制大客户的采购，基本上不再接伊利、蒙牛、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品牌的配套吸管订单，而将重心转向中小商超、咖啡馆、奶茶连锁店等小客户。这被楼仲平称为“小客户原则”。
“最高峰时，以沃尔玛为首的5家超级企业的订单量占到了90%。现在谁说自己是沃尔玛的生产商，外人一定都觉得这家企业了不起，但业内人都清楚，那是最惨的劳动，产品要求苛刻，利润低，每次都会给你压到最低。”楼仲平说，“小客户的订单量不大，却是个高利润市场。如果一个大客户顶10个小客户，我为什么不去找10个小客户做生意呢？面对大客户，全是他们单方说了算，而和小客户合作，我们能商量。”
“对于企业做大，要辩证地看，做精做细做强，同样也是一种‘大’。”他说。
义乌也决定将这种“小”坚持下去。“‘兴商建市’是义乌的‘传家宝’。30多年来，义乌经验最大特色，就是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兴商建市’战略不动摇，同时根据实际不断赋予新内涵。”今年1月29日，义乌市委书记盛秋平在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上说，新的时期，必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坚定不移地走“兴商建市”发展道路。念好“商”字经，做好“市”字文，干出义乌人民的百年基业。
显然，义乌决策层明白，作为一个建在市场上的城市，义乌在大规模的超级工业制造方面并无优势，“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集群”才是义乌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2016年2月，首届世界义商大会召开。
曾为义乌做过城市战略咨询的中国城市问题专家李晓鹏在其所著的《城市战略家》中，将义乌的这种优势称为“二三产业联动的小微企业创新体系”：数以万计的小商户和中小企业以市场为圆心联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每天都在不断前进、可以应对任何市场需求变化的庞大创新体系。
“外部的变化、冲击和挑战，对义乌来说30多年间已多次遭遇，但每一次它都能很快应对，产品的质量、设计、档次、种类、客户对象等都很快能根据市场需求做出调整。”他认为，这就是义乌最牛气之处，而且，这种建立在小微市场主体高度活力基础之上的创新体系，目前尚看不到衰落迹象，发展空间还很大。
“充分绽放‘小’的魅力，用市场机制凝聚而成‘大’的增长动能，义乌在过去30多年中因地制宜所选择的个性化发展路径，恰恰是市场经济物竞天择、顺应规律的共性使然。假以时日，随着义乌因时而变、不断升级进化，在这片活力勃发的土地上生长出大而强企业的茂密森林，也同样是符合市场逻辑的事。”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胡宏伟对澎湃新闻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