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改造导致几十万“打工族”重入租房市场。租房成本大幅上升带来的新民生问题，有必要纳入政策协调视野。
有一个看上去很“小”的事，不一定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却是实实在在的民生。
媒体称，今年杭州正在进入“最大拆迁年”。按照规划，“十三五”时期将完成主城区178个城中村改造，其中多数是整村拆除。届时，这些村落将蝶变成配套完善、生活便利、环境优美、管理有序的新型城市社区。
这是一个让人畅想连连的美好工程。一拨拨村民签下拆迁协议，拿到补偿，喜笑颜开。美好的明天，在此启航。与此同时，也有一个群体，开始忙碌起来——
比如，笔者所住小区打扫卫生的一对四川老年夫妇，最近正发愁。对面的王马里、岳帅里已开始拆除，他们没了住处。原想搬到其他城中村，却发现到处都在拆。如果租商品房，租金相对其收入太高。但是，为了在杭州继续工作，他们一咬牙，和女儿女婿合租了一套两居室，租房成本翻番。
此事涉及的人群绝非少数。按官方数据，杭州市从1998年启动城中村改造，前17年改造了68个村，后5年要改造178个村，后期力度之大可想而知。据估算，杭州今年将改造24个村，涉及村民起码2万户，涉及的租住群体有几十万人。这个群体大多数在杭州从事餐饮、保洁、环卫、家政等工作，收入有限。城中村改造导致几十万人重新涌入商品房租房市场，对主城区房租价格形成显著推升。很多人陷入了寻寻觅觅、不得一室的苦恼之中。
城中村改造，是城市化、现代化的必经阶段。平心而论，短期阵痛在所难免。但是，政府需要关注，并尽最大可能照顾好各方利益，防止弱势群体遭受无人关注的“损伤”。
按照杭州相关部门的表述，这场“攻坚战”与过去相比政策更人性化、更惠民利民。比如，充分考虑村民利益，加大货币化安置力度，留用地指标落实多样化，等等。这当然值得点赞。然而，各种政策版本中，基本看不到有关打工族的内容。这一群体因拆迁带来的租房成本上升问题，基本没有进入政策协调视野。
作为一个开放的城市，不能不考虑这一问题。城市再怎么升级，马路总要有人打扫，早点总要吃，发达如纽约也如此。但是，就目前的市场机制而言，他们自身无法向雇主提出议价。租房成本的提升，很难通过自身博弈向上游分摊。此时，如果政府不能张开双臂，提供温暖，他们真的就要成为沉默的群体，独力承担房租成本的上升。而且，市场上不合规的群租、“蜗居”乃至“蜂巢房”将不可避免再度涌现。
如何在政策视野纳入打工族的民生利益？笔者建议，其一，考虑到一些单位已经建立工资集体议价机制，相关部门应协助工人借此提高补助。城市转型的成本，不应由弱势者独力承担。
其二，扩大公租房受理范围，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目前，杭州已有这个口子，但并不能有效落实。主要原因在于程序繁琐，不够便利，证明文件较多。外来务工人员也缺乏知晓渠道和参与分享能力。相关部门应主动组织排摸调查，符合条件的集中纳入，免去个体办理的繁琐。
其三，研究对发展城市中低价青年公寓的扶持政策。城中村的拆除，正带起一批面向打工者的低价出租公寓，这是市场自身化解这一矛盾的好事。政府应扶持引导，充分挖掘资源，加强规范管理，共撑一片家园。
城市文明的制高点，表现在人文关怀指向的最低点。我们要实现的高水平全面小康，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小康。城市的美好明天，我们应共同拥有。城中村改造的角落里，不应留下“他们”的失落和无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