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中旬的一天，在杭州一家咨询调查机构工作的王锋和《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聊起了一件关于义乌的趣事。他的一位在调研咨询行业有7年工作经验的同事，在一次关于奢侈品消费的小型抽样调查中，被怀疑作弊。
在他们设计的问卷中，符合“曾消费单价1万元以上的手表”、“曾购买单价50万以上的汽车”和“曾购买150万以上的住房”三项之一的即为奢侈品主力消费者。但王锋的同事主持的金华板块调研中，17名义乌奢侈品主力消费者中，竟然有13人是农村户口或曾是农村户口，个别甚至至今仍未脱离农业。
这个调研数据被王锋的同事认为不符合经验事实。公司第二次派出调研组赶赴义乌重新调查，得到的数据和第一次调研结果基本一致。
对于熟悉义乌的人来说，王锋同事们的大惊小怪毫无必要，在他们看来，义乌农村的富裕，先富起来部分农民的惊人购买力，和义乌小商品市场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交易中心一样，是诸多奇迹中的一个，尽管“莫名其妙”，其实也是理所当然。
行动纲要令人瞩目
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十一五”规划建议中，首次正式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容，对于义乌许多干部群众来说，许多内容并不陌生。
原来，早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概念正式提出之前的2003年，义乌就曾制订了《义乌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这是中国较早关于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政策文件，义乌也因此成为中国较早为消除城乡差距制订时间表的城市。
为什么义乌要制订这样的纲要呢？文件的自我解读这样描述：“迅速推进的经济国际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和城市聚集这前所未有的爆发力和扩张力。特别是随着中心城区的快速扩张和工业园区建设的全线推进，一大批郊区农村转变为城市，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城乡分割建设和差别发展的弊端日益显现，城乡联动和一体化发展的要求日益迫切，城市和农村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在该纲要中，还对义乌城乡一体化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必须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全面开展城乡一体化行动，将义乌1105平方公里市域进行整体性、一次性的规划，整合人口和产业布局，优化各种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
为了达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义乌制订了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到2005年，完成全市社区布局规划编制和村庄改造试点工作，启动主城区二分之一“城中村”改造和远郊区全部村庄异地奔小康工程，主城区城市框架和副城区主干道路框架基本形成。第二步到2010年，基本完成主城区“城中村”改造，完成副城区三分之一村庄改造、城郊区四分之一村庄改造和远郊区异地奔小康工程，各分区内的道路、给排水、供电、通信、环卫、绿化等基础设施基本配套。第三步到2020年，完成全市城乡一体化建设和发展的任务，市域共享现代文明。
作为城乡一体化的首倡者，金华市委副书记、义乌市委书记楼国华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永远走不快、走不稳的。只有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把工作重心从偏重城市的非均衡发展向城乡并重的均衡发展转移，才能为城市的更大发展拓展空间，为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增强动力。”
义乌财政大力支农
2005年8月底，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到义乌参加中国市长论坛。8月27日晚，郑新立和义乌市委副书记杨林章等人聊天，第二天，他又在义乌转了一圈。这位权威专家，对义乌的发展惊叹不已。在那次中国市长论坛上，郑新立认为义乌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很大。
在义乌城乡一体化纲要中，财政等城市资源反哺农村，就是一项重要内容。义乌作为经济较为发达的县级市，财政收入也相对宽裕。2004年该市的财政收入就达到30多亿，在每年的财政开支中，用于支农开支的比例越来越大。
义乌市财政局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义乌市对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农业和效益农业等三农投入中，每年的投入都有增加，2002—2004年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分别为8.4亿元、8.9亿元、12.5亿元，占财政总支出比例分别为25.5%、26.1%、28.6%。到了2005年，预算安排16.8亿元，占2005年预算总支出的32.0%。
义乌后宅街道寺前村是义乌城区附近十分普通的农村，村里企业并不发达，征用土地也不多，但这个村的现代化程度让许多参观者惊讶，除了硬化公路、标准堤坝之外，这个村还建起了篮球场、健身设施等等，甚至连村庄的住宅外墙都有统一规划。
对于绝大多数农村来说，如此大规模的公共投入，仅依靠村级收入是不够的，缺口部分就需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以寺前村为例，最近三年来该村投资800多万元兴建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其中超过一半是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
对于农村的扶持，在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每个领域都有相应的投入规定。以道路和饮用水为例，义乌预计在2006年内能全面完成乡村康庄工程建设，达到通村公路等级率100%、硬面化率100%。这个工程中，乡镇和市级财政支持比例很大。2005年的财政投入是14460万元。
在农村饮用水工程中，义乌市财政每年安排2000万元以上资金，按照市补60%、镇(街)配套30%的比例，对农村饮用水工程建设进行补助，到2007年底，全市95%以上的农村人口有望用上卫生的饮用水。
城乡统筹就业
和许多企业家不一样，全国人大代表、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经常反复强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谈到自己企业的一些外地夫妻双职工无法得到合适的住宿，周晓光会情绪激动。这位出生在东阳的女企业家，改革开放初期刚到义乌创业时，她的身份其实和许多经商者和打工者一样，并非义乌本土人口。
但如今，这位高中毕业后到义乌谋生的农家女孩，不但成为拥有亿万资产的女富豪，还是义乌市惟一的全国人大代表。她的企业还解决了5000多人的就业问题，以新光饰品为龙头的饰品产业，则吸纳了10多万人就业。
根据周晓光的一份调研数据，该市的户籍人口为不到70万，常住外地人口为80万，流动人口为20万，也就是说，该市的外地人口远超过本地人。而该市城区的人口约为75万，而在20多年前，义乌县城的人口仅为2万人。
在义乌的纲要中，城乡统筹就业，加速农民就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乃至把农民转变为市民，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早在纲要制订之前的2000年和2002年，义乌就曾出台多项扶持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的政策。
在这些文件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措施有两条：一是把全市的乡镇分成三档，分别以本乡镇的企业年平均用工总数的20%(第一档)、30%(第二档)和输出本乡镇的农村劳动力10%(第三档)作为乡镇目标责任制的考核基数。二是对企业设立创造就业岗位奖，鼓励使用本地劳动力。
2002年初，义乌市制订了《义乌市城乡统筹就业试行办法》，这是一份颇具前瞻性的文件。明确规定：“坚持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市场导向就业机制。打破城乡二元分割局面，建立城乡统筹就业制度，取消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各项不合理限制，对城乡劳动力实行统一的劳动管理，提供统一的就业服务。”
其中，有许多都具有突破意义，比如，实行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依据。“在国家规定的劳动年龄内，本市无工作岗位或无承包责任田，有就业要求的城乡劳动者，统一到辖区劳动保障机构进行失业登记。”
再比如，企业自主用工，劳动者自主择业，实行双向选择。事业单位招聘人员和国家机关录用公务员，应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凡具备条件的城乡居民均可报考。
另外，农村居民在城镇就业并落户后，在住房、参军、子女入托、入学等方面，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履行相应的义务。农村居民在城镇就业并落户的，可继续保留土地、山林承包权，并可享受原集体资产的收益分配，继续保留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计划生育政策按有关规定执行。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李华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义乌的就业新政其实也是形势所迫，根据统计数据，按照人口正常增长规律，义乌县城原来的2万人口到现在最多不到5万。其他的多数都是外地人和本地农村人口(有些可能已转入城镇户口)，也就是说，义乌需要为至少百万人提供就业，如此繁重的任务，政策不放活不行。另外，城乡一体化的理想和宗旨，也需要义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许多束缚。”
李华芳还告诉记者，“在我的理解中，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其实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农民就业问题和收入问题。从目前来看，义乌现在的大多数生意人和企业家，出身农民，在企业中工作的许多也是本地农民；第二部分是外地经商者和打工者，至少有数十万外地人在义乌解决就业问题；第三部分是周边农民，浦江、东阳甚至金华的金东等县、市、区，接受义乌小商品市场辐射和带动的区域，发展起来了大量依靠义乌小商品市场生存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就业其实是义乌间接带动起来的。”
兴办农村文化事业
近期，《学习时报》刊发国家行政学院学者张孝德《新农村建设要避免三个误区》的文章，引起了理论界和实践者的重视。该文章认为需要警惕的第三个误区是，把新农村建设看成是简单农村城市化与现代化，使新农村建设运动成为新一轮破坏中国农村生态文化的运动。作者认为该误区最有可能发生。
在实际操作中，有些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已暴露出这个弊端。在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概括为五条，那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但许多地方的实践中，对第一、第二和最后一条十分重视，恰恰对“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两条要求重视不够。
在有些农村发达村镇，农村十分富裕，农民收入也很高，居住条件很好，交通也很便利。但真正走进村庄一看，却经常发现垃圾遍地，河渠堵塞，赌博成风，村民之间矛盾不断，邻里关系恶化。
义乌在开始实施城乡一体化纲要时，就试图避免这种局面。在义乌决策者看来，“乡风文明”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是要让农民在业余时间玩得好、学得好。
整个“十五”期间，义乌投资3.4亿元，兴办农村文化事业，在全市农村建起640多个标准篮球场和2500多个室内活动场所，新开辟室内外文体活动场所58万多平方米。
有了这些设备作基础，农村一度衰落的群众文体活动又开始活跃起来。在义乌农村，一共有1400多支农民文体运动队诞生，十分喜欢篮球的义乌市委书记楼国华，还经常在每周二、四，组织机关干部和乡镇农民举行篮球对抗赛，这一传统被义乌许多机关、乡镇推广，篮球成了沟通农民和公务员之间的桥梁。
在义乌的一些发达乡镇，村庄之间甚至打起了篮球联赛。而乒乓球、健身操、门球、拔河等邀请赛、友谊赛也是接二连三。体育之乡苏溪镇，村村组建起篮球队和乒乓球队，做到每周有比赛，天天有活动。
义乌商人陈德法在杭州经商，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以前在农村的文娱活动很少，除了打打麻将、年轻人到镇上唱唱卡拉ok之外，几乎没事可干。现在村里多了篮球队之类的，年轻人有了新的兴趣所在，打麻将的少了，搞体育的多了。”
除了乡风文明的要求之外，义乌对村容整洁的目标也十分重视，2005年7月，该市成为中国第一个推行垃圾城乡一体化处理的县级市。
据义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宋英豪透露，为实现义乌全市农村垃圾的无害化处理，义乌市落实财政资金3500万元在全市农村范围内建造了800个垃圾房、18个垃圾中转站，实施市、镇(街道)、村(居)、户四级联动。
2005年7月，义乌已实现了“村收集、镇中转、市处理”的城乡垃圾一体化处理。在最早推行的大陈镇，所有农村的垃圾清运率和无害化处理率均达100%。
义乌经验能否推广
作为城乡一体化试验的先行者，义乌市的经验也引起了中央研究机构的注意。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自称每三四年就要到一趟义乌，他感慨义乌是个神奇的地方。
在市长论坛上，他将义乌的城乡统筹经验总结为三点：第一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全要素的市场，包括资本、劳动力、技术、商品，城乡统一的市场。第二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途径就是财税金融政策要向农村倾斜，不断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第三是城市的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要支持农村的发展，带动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郑新立似乎特别看重第一点，他指出，义乌善待农民是有传统的。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就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四个“允许”：允许牧民进城办企业，允许农民长途贩运，允许农民进城购置房地产，允许前厂后店。在郑新立眼里，无论是义乌的城乡统筹发展经验，还是义乌小商品城的发展，与这种善待农民的传统极为相关。
也有专家认为，义乌城乡一体化进程很快，确实取得了巨大成效，但这与它强大的财政实力和丰裕的民间资本有很大关系，因此，义乌的经验在发达地区可能有推广价值，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可能尚需时日。
中央政研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曾对义乌的经验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义乌以长远规划、统筹发展的战略思想，抓住市场这一主导财源，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地方公共财政，不但很好地贯彻了国家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政策，而且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对全国很有借鉴意义。”
记者：朱国栋
刊于2006年第10期《瞭望东方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