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乌，老外都开始上访了
1974年出生的武雅斌现任义乌市副市长,分管会展,年轻的他是来自商务部的第三任挂职干部。
“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新义乌人,会站在义乌的角度考虑问题。”武雅斌说。
但是武雅斌也承认,作为挂职干部的他起着义乌和商务部之间桥梁的作用,前者某种意义上是后者的“试验
田”,后者则引导和支持前者的一些扩权和改革要求,比如外经贸方面权限的下放。
商务部之外,外交部也下派干部到义乌挂职副市长。
义乌和中央部门的这种亲密关系,显然超出了一般的县级市的想象力和体制框架,这自然是义乌所望却并非出自义乌强求,审视之下更多是双向需要。“在义乌可以经历到在部里经历不到的，”武雅斌说。这是县级市义乌在2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如何突破传统条块限制、获取体制空间的一个例证。这样的需求和突破,在今天仍处于进行时。
“小大人”的责任和角色
“一阵子没去丈母娘家,居然找不到路了。”做了5年的哥的王师傅说起义乌的发展略显夸张。让他更有切身体会的是轻微物损交通事故办法的改进。
2007年8月义乌在全国率先实施了《机动车轻微物损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处理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双方车辆物损总值低于3000元的,当事人可自行协商,去事故定损中心理赔解决,不需在现场等交警。今年3月6日起,物损额度从“低于3000元”提高到“不超过4000元”。
王师傅说,义乌私家车保有量高,路上很堵。小碰擦大家互留电话,然后通知保险公司,再自己送去修理,十分方便。
日前,浙江省委常委、公安厅长王辉忠在义乌调研时,对该办法给予高度评价,要求在全省公安交管部门推广。
8年间一直来义乌采购货物的土耳其商人张大力(自取的中文名)说,以前他办理签证和居留需到金华市,现在则可就近到义乌出入境管理处,方便多了。
张大力不知情的是,2002年国家海关总署批准,义乌成为全国唯一享受出入境管理权限的县级市,可以受理、审批、制作、签发外国人签证和居留许可证。
张大力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人方便货不方便,办理货物出口时排队和等待的时间长。背后的情形是,义乌只设有金华海关的一个办事处,“只有10多名工作人员,却承担了整个金华海关辖区90%以上的出口业务,工作量可想而知,而且办事处连一个分支机构都不算,许多事项要报到上面去办。”义乌市发改局一位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义乌的新一轮海关事务扩权正在酝酿之中。
从1992年到今天,义乌经历了四次强县扩权,其中第四次是作为浙江全省唯一的试点县。同时,义乌自身推出了以外来工当选人大代表、外籍人士旁听两会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创新。这样的双向开拓一直在进行,却犹有不及之感。
“人家义乌外国人都开始上访了。”一位浙中县市官员曾几分欣羡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如是描述义乌之国际化。面对发达的小商品市场盘子和庞大的外国人群体和资金、物流,义乌像一个“小大人”,不得不适应远远超出一个县级市的责任和角色,它有理由要求穿上成人的衣服。
扩权之余的掣肘
“前三轮扩权中,义乌从中央、省、地级市一共得到了600多项下放权力,涵盖了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2大类扩权事项,几乎囊括了省、市两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的各个方面。”一位政府人士说。据悉,这些权力将在近期推广到其他经济强县。
浙江先后于1992年、1997年、2002年三次开展经济强县扩权改革。2007年底,义乌被确定为浙江省第四轮强县扩权的唯一试点城市。此外,472项原先只有地级市享有的权限于近日扩大到了义乌,除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事项外,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省级部门制定和下达的各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计划和指标,凡是安排到设区市的,都扩大到义乌市。还有的突破是除市委书记外，义乌市长可以高配。2007年中，时任金华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副厅级的何美华赴任义乌市长。
外部扩权伴随着内部的革新过程。义乌开创了很多个全国第一:第一个开展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的改革;第一个引进民间投资,实行投融资体制改革;第一个实行跨区域水权交易;第一个外来民工当选为人大代表等。
虽然经历了多次扩权,也得到从中央部委到省、地的放权支持,但既有体制还是常常导致有形无形的掣肘。
“有些事项,省里扩权态度坚决,金华也很支持，但从条块方面讲,很多垂直部门和省政府关系是交错的,这就造成不一致的困难。最突出的是海关、金融权限,现在还放得不够或者说没有放权,与义乌的经济现实非常不适应。”义乌市发改局体制改革科长徐剑称。
一个实例是,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授权,义乌法院已成为全国可以统一管辖一审涉外民商案件的基层试点法院。
“但是在涉外商业纠纷中,在国际上惯例是仲裁为第一步。由于现在仲裁机构只能设在地市一级,好多纠纷不必要地走到法庭上,加大成本。”
在徐剑看来,放权本身不是目的,意义在于方便市场主体办事和加强市场监管。
一个紧迫的需求是监管洗黑钱。义乌跟200多个国家有资金往来,一些没有贸易背景的流入资金,很可能利用人民币升值机会套利出境,漂白自己而且摇身成为“热钱”。对此监管不力迟早会成为大问题,但驻义乌的人民银行支行没有足够的权限。“义乌目前只有人行外汇管理局的一个科,对外挂局的牌子,如果人行有分行权限,监管就会加强很多。”
金融权限的掣肘,正是义乌目前最感痛切的问题之一。义乌的优质客户吸引着众多外资银行,早在2006年,根据许多外资银行透露的目标客户标准,义乌一地就达10万人以上。但限于县级市的级别,目前外资银行仍然难以进入义乌。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在县级市只能设立支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设立分行上则有严格的指标限制。
2006年12月28日,浙商银行义乌分行正式开门营业,成为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县级市设立的第一家分行。“这非常不容易,因为在金融管理方面,人行总行规定,很多权限县级市没有,必须到地级市。而商业分行进入、外资银行进入,都有指标限制。”浙商银行义乌分行副行长景新焕说。
此前浙商银行在义乌只有支行,不是法人机构,带来的一个明显限制是企业授信额度仅为200万元,超过限额只能向分行申请,来往需要一定的工作时间,不少商业机会在这样的“传递”中丧失。
义乌去年得到三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进入的指标限制。继浙商银行之后,兴业银行也获得分行权限,更多的银行仍然在争取之中。目前,义乌市已有16家银行机构,此外中信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和交通银行等3家正筹备在义乌开设分行,预计在今年6月营业。
“义乌现在遇到的问题,可能其他强县正在或者即将遇到,对其他强县有借鉴作用。”徐剑说。一个例子是,2006年义乌扩权试点的成果,浙江省有可能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行业协会作用凸现
行业协会的作用,是义乌体制革新中的一个突出现象,钟表协会是一个最近的例子。
2003年4月,义乌钟表企业自发成立了钟表协会,义乌市广华电子钟表有限公司董事长骆华文是牵头人。
他回忆,过程并不顺利,头3次都没有成功,于是他自己带头,自掏腰包100多万,领着七八个筹备人员去联系协会。
谈起成立钟表协会的目的,骆华文很直率,“因为企业一直很难拿到土地,成立协会后,可以用协会的名义去拿地。有个组织可以代表整个钟表行业和政府之间进行沟通。”
协会成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申请建立义乌的钟表工业园区。这一提议得到了重视,也划拨了土地,结果赶上了国家宏观调控。
骆华文又开始谋划另一件任务——进入国际商贸城的二期工程。“当时有26个行业在竞争,其中钟表并不是一个大行业。行业协会首先拿下了50个单位的铺面,并赴广东招来200家钟表企业进驻。”
协会对口招商受到义乌市委市政府“未点名”的表扬,并作为模式推广。虽然“引狼入室”受到一些义乌当地企业的反对,但骆华文认为自己做大了蛋糕。
2004年义乌钟表整体搬迁进驻新建的国际商贸城,站稳脚跟后的一个目标是知识产权保护。义乌是钟表行业中新产品、专利产品仿冒抄袭现象的重灾区。在大打价格战的恶性循环竞争中,仿冒抄袭无疑是一种捷径。“我们在每个楼层的小黑板上,公布厂家的新产品,对于模仿的企业严惩,基本遏制了这一现象。”
相比于一些地方政府的强势,义乌行业协会的发达来自于市场发育。1986年1月义乌市建筑行业协会成立,目前义乌行业协会已经超过50家。2005年,中国拉链协会总部从上海迁址义乌,首开国家级行业协会落户县级市的先河。义乌市玩具行业协会作为起草小组成员参与了国家“毛绒、布制玩具”标准的编制工作。义乌市五金家电行业协会成功地将全国五交家电商品交易会引入义乌。
“行业协会在义乌发展中起着很实质的作用。我们非常注意行业自主发挥作用,政府人员不能到行业协会挂职,避免‘收编’或‘官办’嫌疑。”义乌市委一位领导说。
政府不能受制于企业
义乌市外宣办承担着繁重的媒体接待任务,其中重要部分是安排采访一些大企业老板,这些人身家往往数亿。一位外宣办负责人曾经联系梦娜袜业董事长宗谷音采访,第一次打电话,宗在迪拜,第二次在非洲,第三次在美国。此后宗主动打电话过来,说一定要记得你的电话。
在遍地富豪的义乌,公务员与老板如何交往,政府与企业怎样相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义乌的社会发展走势,也是义乌市委书记对今天义乌人的一大质疑。
“政府做好服务,不眼红别人的财富,不干预微观经济。”一位义乌政府人士说,与富豪相处的秘诀是不要和老板扯上关系,一些必需的活动也要保持距离。与企业的关系则是热情服务,但一视同仁。
更重要的则是,义乌没有哪家企业特别大。因此,不存在离开了谁就不行的事情,如果一个企业倒了,那这个地方会很快成长起另外的企业。
“虽然义乌富豪很多,但义乌政府的地位相对很高。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始终牢牢控制着整个小商品市场,又为各个经营户做好服务,收取较低的摊位使用费和管理费,自然政府拥有较高的地位和声誉。”这位人士说。
义乌政府一位高层人士表示,全国办了许多市场,但其中很多都被卖掉。义乌没有卖,相反控制住了这一公共资源。
20世纪90年代,义乌市政府适时实行管办分离,从办市场变为管市场。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一个普通摊位的每年使用费用是1万元,管理费则为800元。摊位则采取5年一租的方式,摊位真正留给做生意的人,少数靠收租金或者炒摊位的将在下一轮招租中被清除。
“义乌市政府一般不为某一家企业开协调会。政府不介入微观经济,只是牢牢掌握住市场和物流场站等基础性资源,和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如此解释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定义。
在产业升级换代、企业整合的时代到来之后,义乌会出现那种可以与政府讨价还价甚至控制政府的企业吗?在土地等不能由市场配置的要素稀缺性日渐凸显之后,企业对政府的所求是否还会限于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样简单?义乌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工业用地的稀缺已经提出了这个课题,“大企业用地要保证”成为指标分配中的一个方针,实际操作中却并非总能实现。一些有志于扩大生产的企业不得不转向外出炒楼开矿等。
而在企业与政府未来的博弈关系中,前述钟表行业协会向政府争取土地指标的方式,是一个可能的解题途径。
记者：吴芳兰
刊于2008年5月19日《瞭望东方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