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模式”的崛起，凸显了“无为而治”政府模式的成功；近年来逐渐崛起的义乌小商品经济，其背后的政府推手则可以被归结为——“有为而治”。
“义乌经济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跟政府的引导、扶持、帮助密不可分，而且政府一直在起着主导作用，不是‘无为而治’，而是‘有为而治’。”全国人大代表、义乌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义乌的企业对政府的信赖乃至“依赖”程度，跟很多其他地方不一样。
产业升级的渴望
义乌产业集群不少，袜业、拉链、饰品等产业都是国内的龙头，但这些产业大部分专业化程度较低，产业链中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环节。义乌小商品60%出口海外，但其中至少70%是贴牌生产。
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就有，义乌的2万多家企业有设计师的很少，即便有也集中在大企业手中，中小企业(行情股吧)几乎没有自己的设计师。所以，义乌企业多在为众多外国知名品牌加工优质产品，但赚取的只是加工费。要想改变这一状况，就只有走与创意产业相结合的路。
“就像耐克一样，即便是质量一样，没有这个商标，商品不过卖几十元，有了这个商标可能就达几百元。”一位业内人士如此说。但是，渴望产业升级的需求虽然迫切，作为个体企业并不方便、也没有渠道去找优秀的设计师，而且这样操作成本会较高。
义乌市政府似乎在更早的时候就看到了危机。去年下半年，义乌市科技局已经在构思一个创意产业园，准备邀请国内外知名设计师常驻义乌，为拥有40多万种小商品的义乌市场提供“创意服务”。
2006年至2007年，义乌作为一个县级市的专利授权量高达3192件，其中以外观设计专利为主。义乌科技局科技服务中心副主任陈宏兵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创意产业园主要是外观设计人才的聚集区，义乌现有的专利多是企业自有的设计师设计的，现在需要更加专业、更加高端的外来设计师。”
因为利润太薄，曾在去年对沃尔玛说“不”的浪莎控股集团总裁、浪莎针织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翁荣弟就告诉记者，虽然浪莎也有自己的设计师，但还是很欢迎这样的创意产业园，“市政府一直在推动此事，虽然这样会有利于浪莎的一些竞争对手，但是国内外市场那么大，也不用太担心。”
陈宏兵则认为，即便是浪莎这样的大企业也需要创意产业园。“浪莎虽有自己的设计人员，但是如果外聘设计师，可能成本会低，服务更好。中小企业还可以结对聘一个设计师。“对企业来说，成本低了，对外来设计师而言，市场也大了。”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事情还可以追溯到更早，2006年，义乌就邀请上百名高校教授前来指导创意经济，但那还只是宣传造势，实质效果没有出来。
现在则是希望落到实处，目前，义乌市科技局已经聘请了数个团队对饰品、工艺品等与创意关系密切的行业进行调研，预计在2个月内会提交可行性报告。“产业园的选址已经有目标了，先找一栋三四千平方米的楼。下一步就是成立一家政府主要投资的企业前来运作，设计师人选主要是从外地找。”
要怎么样吸引设计人才到义乌？陈宏兵认为要在政策方面给他们吸引力，比如在税收、办公场所方面。不过他认为，最有吸引力的还是市场需求，就是义乌的大量企业都需要这样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服务。“目前已经和一些外地的设计师有沟通，他们对义乌也颇有兴趣。”
对于这一项目的前景能够在多大程度提升产业的附加值，陈宏兵表示还无法计算，但是义乌有40多万种小商品，每年的小商品交易额有数千亿，保守估计，只要提升1%就有几十亿的效应。
而翁荣弟对此则表示相当乐观，虽然他以商业秘密为由没有透露加入创意设计对于浪莎的产品在提升附加值的比例，但是他认为义乌要是能够利用好建成的创意产业园，义乌的产业水平至少可以提升20%。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翁荣弟认为在这件事上，政府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最终还是靠企业来做，不同的产业需要不同的人才，政府对此不应无为而治，而是要积极引导。
陈宏兵也承认，我们政府每年都会带领企业去外地考察、了解外面的政府要怎么做，“虽然一直在强调小政府、大社会，但是提供服务更多了，小政府也会慢慢变大，但目标是提供优质的服务。”
周晓光也认为，义乌市政府在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开创和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方面，是走在全国比较前列的。“我通过人大会议等途径，向政府或者上级政府提交的诸多议案、建议，都能得到政府部门很好的回应，效果应该说是很不错的。我提交到全国人大的议案、建议，也都事前与当地政府进行深入、充分的沟通。”
“酷爱”创新的背后动因
与此相关的是，2月底，义乌市委、市政府召开当地近年来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次动员大会。面对全市5300多名干部群众，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对当前影响义乌创业创新的思想障碍进行了一一“亮丑”，把当前迫切需要确立新思维的一系列问题，归纳为“十问义乌”。
其中包括：义乌未来发展蓝图如何描绘，义乌市场能否“强者恒强”，义乌服务业的生长空间有多大，“义乌制造”何时不再贴牌生产，义乌都市离真正的国际化有多远，义乌新农村怎样实现再突破，义乌环境如何再创体制新优势，义乌居民如何共享发展新成果，义乌高地如何引得更多“凤凰”来，义乌如何实现区域合作共赢？
到2007年，义乌市小商品市场交易额已连续17年位居全国各类专门市场的首位，已成为展览展示、洽谈接单与电子商务相结合的全球最大的现代化小商品集散中心。“但是，如果缺乏创新，不重视升级换代，现在的强者或许就是明天的弱者。繁荣的背后潜伏着危机，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吴蔚荣在会上说。
对于吴蔚荣的“十问义乌”，翁荣弟连说几声好，“这样的‘问’，激发思想解放，激活创新意识，说明一个企业需要有危机感，一个城市也需要危机感，国家更需要居安思危。”他认为义乌市政府积极创新，引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也能在全国推广。
义乌这种创新的精神几乎是浙江地方政府的普遍状态。一个有意思的数据是，在中央编译局主办了八年、四届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包括入围奖和优胜奖共80项，其中浙江地方政府获奖就达13项，占六分之一强，是全国地方政府创新最活跃的地方。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顾丽梅副教授多次考察过浙江地方政府创新，她认为浙江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来自于市场，“浙江企业最了解市场的新情况，也会将市场的需求及时反映到政府层面，这样政府就可以根据需求不断调整、不断创新自身职能。”
周晓光则认为，义乌等浙江地方政府之所以“酷爱”创新，最大的动因，就是政府希望“有所作为”；但在“有作为”的同时，还能做到“不越位”、“有分寸”。比如，义乌市政府部门不参与市场的经营和竞争，及早实现“管办分离”，及时退出市场主办者的角色，组建中国小商品城(行情股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由其作为市场主办者进行市场的硬件建设和配套服务。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的所长李凡对浙江则是相当熟悉，他认为浙江之所以能成为政府创新的繁盛之地，关键也是在于民营经济的发达促使了地方政府观念的转变，“别的地方说自己‘小政府，大社会’多半是虚言，浙江的地方政府则是玩真的，这有利于他们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同是地方政府创新，别的地方的官员可能会因此升迁，但浙江的官员就不会。浙江省政府把‘创新’作为一种常态，不刻意关注。”李凡说。
作者：田享华
刊于2008年3月31日《第一财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