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冷经济”：义乌如何突围
车到十字路口遇到了红灯，出租司机亮起了右转向灯。我有点疑惑地望着他，在两分钟之前他刚刚告诉我，我所要到的目的地直行下去就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只见他拐了一个“U”形弯，巧妙地闪过了眼前的红灯。
下车的时候，司机找回两元钱零钱，上面的图案模糊不清，拿在手里软软的。我很少见到如此脏破的纸币。后面几天，我对此便见怪不怪了，这里流通的纸币，无论哪种面值，都像赶了几百年的路一样，此地彼地，在这个争分夺秒的小城中流通，一刻不停歇。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依靠着制造业和往来贸易，这座城市已经达到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成为最富裕城市之一。有时候街上突然好像组队一样，接连跑过一串奔驰C200。
但这座城市似乎已经感受到不安。在圣诞节到来之前，这里突然不像往年有成批的集装箱出海，而代表商家信心指数的“义乌指数”在今年2月首次跌破1000点，低于2008年。
这种下探不无道理。义乌只是缩影。因欧债危机，欧洲一直泥潭深陷，美国经济仍在复苏期里徘徊，像义乌这类出口依赖型的小城如何面对这场经济风暴？它们的U型拐点何时到来？
小年
义乌国际商贸城共有五期，绵延几公里，围绕商贸城聚集着各式各样的酒店。很多酒店里都有这样的小册子，上面写着商贸城的分区介绍和线路指引。义乌人用这个售价5元的小册子告诉初到此地的人：这里有40多万种小商品，5万多个摊位；全世界商品种类的80%都能在这里找到。在这里，可能随便一个店铺的货物就覆盖一个或几个国家。
孙丽娟在这里经营着一家卖圣诞娃娃的店面。在她的店里，一共有大小两种规格的娃娃，大的卖25元，小的卖18元。娃娃们都有着一模一样的脸和表情，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身上服装各异。
见到我的时候，她正愁眉不展，“太冷清了。”她说。像商贸城里面所有人一样，孙丽娟面前有一台电脑，没有客人的时候，她就上网聊聊天，看看电视剧。她告诉我，上个月只发了300件货，一个月要发1000件货才能持平。这其间偶尔有人走进店里看看，没有开口询问价格就走了。对面的商铺里，几个人围着个会说话的机器人在哄逗着一个孩子。
快下班了，孙丽娟瞟了一眼过道，突然眉毛一挑，热情地站起来。一个脸型瘦长、面色黑红的外国人走进店来，孙丽娟忙打招呼，“Hi，萨拉姆。”随后拿出巧克力，孙丽娟同屋的另外一个姑娘开始用电脑放起一首阿拉伯歌曲。
“他是个大客户。”萨拉姆坐下之后，孙丽娟用中文告诉我。萨拉姆是个伊拉克人，他掌管着中东地区很多重要销售渠道，“在去年的时候，萨拉姆每两个月就会来一次中国，每次订货都会发20个集装箱。”萨拉姆对孙丽娟也很熟悉，对于屋里突然多出来的陌生人不断打量，最后说了一句蹩脚的中文“义乌？”“不是，她也是客人。”孙丽娟指着我笑着告诉他。
孙丽娟拿了一个小的娃娃给他，告诉他“new model”(新款)。萨拉姆拿起娃娃，从娃娃的衣服、头发甚至眼睫毛细细查看，他掀起娃娃的衣服，使劲按着填充在里面的棉花，撩起娃娃的头发看看脖子处的缝合处。孙丽娟的英文虽然相当本土，但勉勉强强还能交流，不断告诉他“good quality”(好品质)。
萨拉姆相当仔细，看了足足有十分钟，他把娃娃身上可以检查的部分都检查完了之后，才询问价格，“18。”孙丽娟说。“太贵了，太贵了。”萨拉姆轻声细语又冒出句蹩脚中文。之后他们开始就包装的问题进行了又一轮讨价还价，“没有里面的衬板多少钱？”面对孙丽娟拿出的包装盒，萨拉姆突然问。孙丽娟说了一个数字，随后又告诉他，包装盒也可以没有提手，价格另谈。萨拉姆想了一会，摇了摇头。随后，萨拉姆走出店用本国语言开始打一个长长的国际电话，直到市场要关门。“不急，他会在义乌待好多天，会慢慢看。”孙丽娟说。
后来，孙丽娟在QQ上告诉我，这次萨拉姆什么也没有订，今年订的单也比以前小多了。“他说他们那边国家又出新规定了，具体的我也听不很明白。”
孙丽娟第一次经受这样的打击。她是个刚刚27岁的姑娘，是一岁孩子的母亲，是市场里少有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店主。在天津读完书之后，她和丈夫结婚，将原来在老家江西的工厂搬到义乌，她的丈夫胡经文比她大十岁，从小跟着人学了裁缝的手艺，近些年才开始干工厂。把工厂从老家搬到义乌来，这可能带来近百万的成本，对于一个小商人，这是件大事。孙丽娟是个勇敢的姑娘，“心一横”就到了义乌。庆幸的是过来之后，生意一直都很好。
“好多人都以为从2008年就不行了，但真正影响到义乌是2009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海外的外贸订单发货基本都结束了。”孙丽娟说。2009年她更幸运，2010年的世界杯上出现的球形帽子，很多都是出自她家的工厂。2010年以后，市场开始沟通接洽欧美之外的地区，国内市场、巴西、中东市场开始壮大。所以直到2011年，孙丽娟的生意都非常好。“今年不一样了，欧债危机，美国没起色，中东打仗，南美壁垒开始增高，国内市场也没有需求。”孙丽娟嘴里蹦出一连串的“大词”，“以前我上学的时候觉得这些政治形势离我好远，但现在电视随便一演哪个地方，我都觉得揪心。”
孙丽娟代表了一部分义乌商人。外地商户，进入比较晚，他们可能对这种变换更有切肤之痛，亏损总是会先从这群人发生。欧美市场一直都没有明显的回升，南美、中东、俄罗斯的客户变多，但是他们的订单量小，没有办法和欧美客户比。按照义乌官方估计，市场商户的总体亏损数量今年大概会增加5%左右。从商户的信息来看，商户的利润变少，原来大单多，现在中单(按照义乌市场的划分标准，1000到10000美元属于中单)变多，这说明不仅商户包括经销商、贸易商都认为后市不明朗。“他们认为起码两三年之内不会有起色。目前这种情况对于经营不太久的商户一定有压力，对于本地商户或者有固定客源的老商户就相对要更容易。”义乌国际商贸城集团一位不愿具名的负责人表示。
韩奇永验证了这种说法。这个经营圣诞彩球蜡花的天津人来义乌已经十多年，他说今年销售会减少20%。尽管在十多年里，韩奇永从来没有遇到过销售额减少的情况，但他不以为意。“做生意总得有个大年小年。原来国外经济不行了，内需能够立竿见影，2008年之后就是这种情况。今年国内外市场都不好，只要不是自身原因，大环境造成销量下降就没什么特别需要紧张。”总体而言，韩奇永是个心态平和的人，当然这和他的经营状况也有关系，因为工厂和店面都是自己的，他的生产成本增长空间很有限，与孙丽娟面临的压力自然不同。
深度危机
下班的时候，孙丽娟的丈夫胡经文来接她回家。胡看上去是一位很踏实憨厚的中年男人。车上，孙丽娟抱怨说，这几天两个人一直在争吵。“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能吵起来。但我知道他是个好人，人踏实。可是事情太多了，说着说着就会吵起来。”
孙亲戚家年纪差不多的表姐，都羡慕她当了老板。可是，孙告诉我，她心里反而羡慕那些亲戚，做老师、公务员工作清闲又稳定，该休息就能休息，该生活就有生活。她这一年得从年头忙到年尾。“一年挣几十万，可是我一大家人，公公、婆婆、老公的弟弟、弟媳，还有我自己的妈妈爸爸，差不多都扑在这上面了。这么多人出去打工钱也差不多吧。”
一直充当司机开车的孙丽娟丈夫帮腔插了一句，“主要是因为房租太贵了。”孙丽娟的店是个好位置，“大通道、电梯边，离大门入口不远”，当然这样店面租金自然也不菲，一个大概不到20平米的狭长格子，孙丽娟和另外一家合租，占其中的一半，每年的租金超过30万，再加上仓库和工厂，一年又是几万元的租金。一面是经营利润不断被摊薄，一面是房租不断上涨，几年间，房租已经上涨了近两倍。
今年单就房租问题，义乌商贸城以及附近商圈不断发生各种群体事件。不久前，在义乌福田二区圣诞用品专业街一二百家商户就和房东发生了纠纷。那个村子，在2009年圣诞用品入驻之前，商业还未发展起来。当年，经营商户和村民集体签订五年合同。随着业务越来越大，商业发展起来，拉高了周围酒店餐饮以及房屋租金。当地村民面对几年前签下的价格低廉的租赁合同，心里不平，开始擅自要求涨价，有的甚至要翻倍。商户自然会抵抗，“如果不给钱，房东就吵架，厉害的就锁门。外地人，而且是来做生意，还是希望一切太太平平。”一个商户解释，一二百家商户最后经过协商，只能接受了上涨了一大截的房租。
本地人却享受着土地红利。好多当地人开着宝马7上下班，领着1000元钱工资。而他的房租收入可能月入十几万、几十万。我遇到一位商户，是本地人，这位中年妇女自问自答道，“如果将来这的生意做不下去了怎么办？我把店卖了就行。”
“房价、房租上涨的确是这几年比较突出的问题。”义乌市委宣传部对外宣传办副主任王罡说道，“自从18亿亩土地红线之后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王罡所指的18亿亩土地红线是2007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土地问题的讲话，“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18亿亩这条红线，坚决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按照中国的制度，这在各级政府部门也成为政绩考核的一个指标。“为了要保留一定数量的耕地，义乌这个地方的房价问题就更突出。”他补充，“要我说个人的观点，这应该全国统筹。中西部大量的土地可利用，而东部地区可以完全发展工业化。”
孙丽娟心情不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早上出门的时候，工人们还没有上班。“他们罢工了，要求涨工资。”丈夫和中间一个主事人谈完之后告诉她。和我们说起来的时候，她还对罢工这个词抱着又陌生又不可思议的表情，她无法想象自己一个刚刚百人的工厂，怎么也搞这么大动静？
她的委屈还在于，年初厂里来了一批新工人，因为新手做得慢，所以当时协商说每个件补贴0.2元，当然这是为了留住工人的手段之一，但是总体还是为工人考虑，工人怎么能这样对待她？
临别的时候，孙丽娟客套了下，“应该和你吃个饭，但是我得回去仓库打包装。我们现在更不敢要求工人加班了，涨工资我们就承受不了了。我们家里人晚上自己干。”孙丽娟说着眼圈又红了，“我父亲还没有退休，只要轮到他休假，他一定会赶最早的一班火车到义乌来，来了就帮着我们打理工厂。”
回北京后，孙丽娟告诉我，她刚刚发完工资，最高的工人已经能拿到5000元。而罢工的解决方案是，原来每个0.4元，现在变成0.6元，取消补贴。“他们现在也能拿到4000元左右。但我还没有通知工人，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接受。可能还不等他们受不了我就受不了了。”
韩奇永的工厂里，现在都是夫妻工。“现在的年轻人不好管。”韩奇永说。有一次，他招来的一个小伙子，工作时懒懒散散，一直和周围的工人抱怨厂里的待遇低，带头闹事。韩奇永观察了几天，就把小伙子劝退了。走的时候，韩奇永开满了一整个月的工资给他，“好多工厂喜欢通过拖欠工人工资，来防止工人跳槽。我不这样干，周围工人都看着呢。你好不好大家心里都知道。”从那以后，工厂里就全部是夫妻工了，“现在好很多，只要是一心奔着踏踏实实挣钱就好说。”
但即便如此，他也承认这几年最难的事情，不是贸易环境不好，而是工厂的管理。最后，他把工人稳定在70人左右，“都是做了几年的老工人”，剩余的都外包出去，减少管理的难度。
伪命题
当土地、人工成本超过应有的比例，而市场需求又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义乌的小商品制造该如何突围？
何华明对于和我讨论圣诞经济没什么兴趣。他先给我讲起2008年时因为贱卖少赚了多少，然后讲起现在的生意和投资经，我们从国际形势谈到中西部地区发展，从股票谈到股权投资，最后终于达成一致观点，或许做LP(风险投资的出资人角色)是现在最好的投资方式。而我似乎终于通过他的“审核”，他把我领到他经营的另外一间卖佛具的店铺，“这边环境好，我们聊聊。”
何华明四十多岁，是个精明的本地人，早年在国有企业上班，后来下海，成为义乌最早的圣诞生产商之一，后来他带着家里亲戚都开始从事这一行。先行者这个角色给了他某种优越感。“我和那些人眼界不一样。”何华明说，那些人包括他对面店里的韩奇永，“他们整天忙忙活活的就是想着怎么把这点生意做好，你说这生意还有做头吗？”他又带着考核的眼神看了我一眼，然后说“现在做这行都没落了”。
何华明现在已经没有工厂了，因为有些十多年的老客户，所以那些稳定的订单就发给一些代工厂去做。“做不做关系都不大，做这行又辛苦钱又少。”儿子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读完书之后，何华明把他又安排回了义乌，“我还没有想好能做什么，所以他就先在政府里做个闲职。现在能熬个一官半职最好，但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也没有什么可能。”说着他看了我一眼，似乎我能想出点什么办法来一样。
何华明说，十多年前，圣诞产业刚刚从广东迁到义乌时，这一行还有百分之十几、二十的利润，现在的利润大概只有百分之八左右。但是竞争却比以前更激烈了，“客户出了门，就会被拉到其它店里，然后客户就返回来说那边比你还要便宜。到最后，客户知道的价格比你还要透明。”何华明说，“而且现在工人的成本上升这是大家都看到的。”因为和政策制定者们走得很近，何华明对于政府的政策似乎看得更明白，“他们开会的时候说得冠冕堂皇，下来喝酒的时候还不是要骂娘。”
“这么多年，我看着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起来的。说创新升级的都是那些不调查的专家。”何华明说，“最早的这个产业是从美国转移到日韩，从日韩转移到台湾，台湾转移到广州，后来就是一些中低端产品才转移到义乌来。所以义乌的小商品城有个特点，可能科技含量都不高，但是基本都是生活必需品。你看经济危机这几年，全国做外贸出口的市场，只有义乌还是保持增长的。你想想，你做个更高级的，能卖给谁？那些客户也开玩笑说，经济危机让美国人都长教训不乱花钱了。”这几年里有通过产品创新卖得好的，大多都是节省了成本。在市场里有个刚从事圣诞行业不久的生意人，发明过一项产品创新。因为传统的圣诞老人体积很大，这就造成运输成本很高，甚至超过产品成本。他发明了一款可以收缩的圣诞老人，运用空心的设计方式，里面用钢筋骨架和可以拆卸的钢管，一个1米高的圣诞老人可以压缩到5厘米。这样折叠式装箱，比原先至少缩减了90%的空间。
“你知道有阿迪达斯把中国的工厂迁到印度尼西亚去了？”我问。
何华明眨了一下眼，声调提高了点，“你看，我说这坚持不了三五年了吧。但是义乌的工厂还没到迁往东南亚的时候。”他又讲起做其他行业的朋友，前年尝试把工厂建在了越南，但之后就叫苦不迭。原来越南的人工非常懒散，没有纪律性。原定60天交货的订单到最后没有完成被狠狠扣了一笔款。
“东南亚国家有自己的问题，基础设施不完善不说，根本在于国家规模较小，除非国家对某个产业有特殊政策，否则很难会有一个产业的产业链整体迁移。缺少产业链配套，对于企业的影响是最重要的。所以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不能被过分夸大。”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可能像阿迪达斯这种大公司过去相应问题会小一些，他们也能解决当地劳工的培养问题，但是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这还是比较冒险的选择。”
这话题离孙丽娟他们都有些遥远。孙丽娟的想法是怎么样能够让家乡的工厂承担更多的工作。2008年把工厂搬到义乌来的时候，孙丽娟把部分工人留在了家乡镇上，“家里都是水平更高的技术工，负责缝制衣服，而这边的人只是打包，但是家乡的工人就更稳定，而且同样计件，家里能拿到3000块已经是高收入了。”
韩奇永在天津的老家也有个一百人的工厂，由弟弟打理。他承认家里的工厂更省心。“在村子里，农民忙一段地里，在农闲的时候就可以在工厂上班，稳定，而且离家近，这对于他们似乎属于额外的收入，所以他们对于工资也没有那么在意。总比外出打工，一年回趟家要好吧？”
王罡证实了义乌的这种趋势；“虽然没有数据统计，但往周边的农村开工厂的人越来越多。”
或许，义乌还处在一个安全地带？
2012年10月31日《中国企业家》刊发
记者：秦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