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无咎(1884.07—1948.03)，义乌黄山村人，原名瑞梯，字揽登，庠名绿绣，字兰澄，号汪如，又名淳白、易简，字茂弘。辛亥革命后，又更名白，字无咎，号风雏。因村旁有黄山溪，又号黄溪，年青时加入同盟会，后退出政界行医，是我国中医学界的杰出中医理论家、临床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与元代丹溪朱震亨、明代花溪虞天民齐名，合称义乌“医学三溪”。
在朱丹溪陵园，设有丹溪学派传人陈无咎的纪念雕像。
民国时出版的陈无咎著作《黄溪医垒》。
民国时出版的陈无咎著作《黄溪大案》。
沈钧儒为陈无咎题词“尽见五藏”。
义乌一地，名医辈出，代不乏人，史上以“三溪”为最。三溪之水，不惟滋育了义乌之黎民，更雨露兼济天下之生灵。
为寻踪陈无咎印记，数年前，我曾到杭州拜访西泠印社资深社员陈仲芳，电话联系陈无咎侄儿陈焕文，并多次走访黄山村全国文保单位八面厅附近的陈无咎故居，与村民畅谈，翻阅宗谱和中医名人大典，采写了部分资料。然而，今年再度寻访时，那残留故居遗存已不复存在。伫立其间，心里不觉多了沉思，眼前的一切仿佛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医术独树一帜
陈无咎出身于书香门第，医药世家，是黄山八面厅主人伯寅公的六世孙。“凡习举业，例须学医”是陈家立下的不成文家规。“有私塾、有药铺、有秀才、有医师”乃是陈家的“祖业”。
陈无咎自幼禀性聪慧，好静勤学。3岁能识字读句，5岁失去父亲，7岁受教于私塾，习诸子百家。他一心致力于科举，但最厌恶作八股文章。22岁因身患疟疾，寒热往来，迁延月余，遍请乡医诊治，毫无效验后，遵从母亲劝告开始学医自我救治。他将家里所藏的医书罗列在床榻上，随意取来阅览。经过研究后，自用《景岳全书》所记载药方，服了1剂后就见效，数剂后就痊愈。自此，激发了他潜心钻研中医的极大兴趣。
1909年，陈无咎以省试一等第四名的优良成绩，进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研读法科，课余钻研博物、解剖、生理、心理、理化诸学科，遂豁然而贯通。同学某患反胃症，食后一二时即吐出，校医以西医办法治疗，无效；众医以中医方法治疗，亦无效。陈无咎研究生理解剖，参考先医学说，为其制一通胃汤治疗，竟收殊功。
陈无咎熟读古典医籍，每读必领悟古人之本意与精华所在，反对“墨守古方，强符今病”。其学本宗乃朱丹溪滋阴学说，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并不拘泥于此，而能有所发展，可谓渊博弘深，酌古通今，别成机杼。临床时，坚持“按脉探理，因时辨方”，善于观察一般规律和特殊变化，一切从患者及病因实际出发，为人诊病，往往能应手奏功，药到病除。
1914年秋，义乌同年傅景年继室丁夫人患热病，开始在本地医诊，久不退，后转辗金华、兰溪、杭州，不知看过多少名医，仍无法退热。傅元配是浙江陆军病院厉院长之姑，遂请厉诊视。厉见病象甚深，颇形郑重，并邀多数西医，悉心研究，始行下药。然热度虽低，而神气萧散。大家都说，病入膏肓，迁延岁月而已。次年6月，陈无咎到杭州观光，傅听到后，马上邀其诊察。陈无咎切其脉，六部沉迟而肾尤甚;望其面则毫无血色，黄白如纸而雾气萦回;闻其声缓而低，如若说话必先吐痰，痰入白沫，且陆续不止。问其喜饮否?曰:喜饮。问其喜寒抑喜热?曰:热佳。他用望闻问切四法后，即刻开出药方，一剂快，二剂则竟体清凉，无复热状。
1915年冬天，应友人邀聘到上海行医。由于治病有应手奏功、妙手回春之效，医名渐噪东南。
“独黄溪陈无咎先生治胃脘痛特别注意饮食的因素，故制成驱寇饮方，获得较好的疗效，名噪一时。”1936年，在上海求学的任应秋曾通过张赞臣介绍认识陈无咎，亲眼见他用驱寇饮方治疗胃痛，疗效确是相当好。后来陈无咎不仅把驱寇饮方和使用方法告诉了他，还送了几本医学著作。
1947年上半年，陈无咎曾回黄山故里暂住。其间，常为家乡父老问诊治病，为很多病人解除痛苦，深得家乡人的尊敬。如黄山附近村庄有一个13岁的女孩已瘫痪六载，四处求医问药均毫无见效，后经陈无咎精心诊治，妙手回春，使之康复如初。病人家属倾其所有来感恩谢德，陈无咎则不收分文。另一病人王某，两目红赤，头昏视物不清，诸医均嘱进清凉之剂，然延久不愈。陈无咎以大热之清花桂一味，为引火归原之计，果数剂而愈。陈无咎其医学医术之精湛与辩证用药之准确，可见一斑。
革命义无返顾
青年时期，忧国忧民的陈无咎醉心于民主共和。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他不久即入会，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的海内名人。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陈无咎隐居上海。其间，乡里讹言他已被袁世凯杀害。当时，留在老家的次子患病医治不及时而夭折，他抱着丧子之痛，决心传“二溪”之学，以弘济世人。
1916年，袁世凯复辟欲称王称帝，中华民国处于摇摇欲坠的危境之中。陈无咎毅然弃医从戎，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护法运动。其间，先后担任浙江护国军政府咨顾、护法浙军掌书记、鄂豫军务、浙江招抚使等职务。
1919年，陈无咎奉孙中山之召入广东。其间，陈无咎曾为孙中山号脉诊病，深得先生器重。据《医轨》所述，当年孙中山患胃蠕症，日本医生高野大吉教以食水果及生硬食物，遂愈。高野乃自称其治法为抵抗疗病之元祖。中山先生所著《孙文学说》中也有引述而称扬之。而陈无咎引证《黄帝内经》、《灵枢·五味论》予以说明，认为抵抗疗法乃中国医学五味相胜之原理，非高野所首创。孙中山大为赞赏，当年曾亲笔题“磨夷研室”匾额赠之。可惜这块原悬挂于故居的赠匾现已佚失。
1920年2月，驻粤桂滇两军发生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广州地区的治安和经济状况。面对此种局势，陈无咎内心忿闷，对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状深恶痛绝，不久毅然辞官，到上海一边行医，一边埋头书斋，从事医学研究和教育工作，并往来于沪杭之间为人诊病。
最难能可贵的是，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曾写信给陈无咎，请他替日本人行医，遭到了陈无咎的严厉拒绝。他说，宁可回家吃六谷糊，也不会去当汪伪汉奸。
1946年，国内战火又起，陈无咎在一首七言诗中愤斥蒋介石挑起内战的罪恶行径。当爱国进步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遭特务暗杀时，他义愤填膺，怒斥蒋介石为“流氓”。同年夏天，吴晗到大同大学发表进步演说，被特务包围，后在进步学生护送下送至陈无咎家中，陈加以保护，使吴幸免于难。
传承堪为楷模
陈无咎凭藉卓绝的勤奋、过人的智慧、深厚的文化根基，不仅在中医临床、著述、学术上成就斐然，而且在开展中医自救、促进中医革新、推动中医教育发展上功不可没。
1923年，陈无咎在上海创办了我国早期的中医学校———丹溪学社中医讲习所，并任“第20代总教”。次年，陈无咎随孙中山幕府北上，向总理条陈，在职业团体中应加入中医药团体，蒙总理许可。
1925年春，汪精卫、于右任请陈无咎研究孙中山先生病症，以为万一之预备。陈无咎针对报纸公布的孙中山病情症状，提出了自己对孙中山疾病的判断及治疗，并起草《论孙中山病症》一篇，提出中山所患系胆枯，用中医办法，当有良效，憾其时自己未有机会为其亲手诊治。1929年，陈无咎曾在《中医世界》刊载《阴阳五行的抽象及其将来》一文感叹:“中山先生卧病北平协和医院期间，曾命令我研究明确疾病的本原，我确诊为胆沙，应用我制的还胆汤治疗。但平津几位有名的外国医博重造肝癌疑似之名以欺总理与孙夫人，而一班自命不凡的党国元老者更惟恐总理难治之症，又怕一旦被我治愈，夺其元老位置，乃竭力排挤，而荐无学识经验之庸医，以资搪塞，遂使五行之含义成为《黄溪医垒》上一段伤心史。”
1926年7月，陈无咎创办上海丹溪大学，起草《丹溪大学宣言》，提出“学校中主人便是学生，其他校长教授等，不过是学生的办事员而已”、“主人有主人的责任，办事员有办事员的权限。主人的责任是什么，就是求良好之教师和完全之知识；办事员的权限是什么，就是以良好之教科，完全之知识，输入学生，养成社会上需要人才”等办学主张，招收学生计约30人。
1927年夏，陈无咎旁听杭州医界召开的省城中医公会筹备会议，建议改“杭州省会中医公会”为“浙江全省中医协会”，得到与会同仁的一致赞同。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不久，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各地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上海丹溪大学因此停办。为维护中医事业的发展，陈无咎四处奔走，联名上书，阐明捍卫祖国医学之主张，曾愤然慷慨陈词:“我以为，中华民国各种学校，重要莫过于中医，中医学术之湛深，有特殊之途径，足以代表中华民国一切文化。”可谓一针见血，振聋发聩。此举得到了众多社会有识之士的声援，使政府当局有所收敛。
1931年3月，陈无咎任中央国医馆理事，并为之起草成立宣言书，主持中医名词统一整理工作。1934年上半年，他两次赴南京组织召开中央国医馆编审委员会联席会议，确定编审会主要职能为编纂教科讲义，审查著作资格，并负责起草中医临床各科病名表式。
1937年，陈无咎出任上海中医专科学校校长，接受名誉医学博士学位，学制为三年制，共办学5年，毕业了三届，国民政府特授七级嘉禾勋章，奖给“保卫桑梓”匾额。1940年5月，学校首届学生毕业时，陈无咎特作《勖同学书》，勉励同学们毕业后当志存高远，“黾勉修为，将跻上医之列，岂仅以食医疾医为止境哉!”
1942年夏，因不屈于日伪政府对院校的登记造册要求，决定停办上海中医专科学校。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无咎先后出任国民政府参议、上海市文献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中医师学术研究会监事等职。其间，与张赞臣、杨彦和上书陈请上海市社会局，要求对医界春秋社依法复社，经批复同意后在《医学导报》刊发《上海医界春秋社复社宣言》，号召中医界:“值此河山克复，日月重光，正专门技术人员立志报国时代，当遵国父遗教，‘发皇中华学术，恢复先民技能’循斯大道，努力前行，为中国学术文化和平奋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民族争生存，为万世开太平’……”
1948年3月1日，陈无咎病逝于上海家中，6日在静安市殡仪馆举行追悼活动，邵力子等前来吊唁。后来，骨灰运回家乡时，蒋介石赠以“高风亮节”墓碑，赞扬其爱国精神。可惜他的坟墓在“文革”时遭到破环，墓碑在后矮村遗失，至今下落不明。
1992年，以民间集资的形式，在赤岸镇朱丹溪故里建立了一座占地百亩的“朱丹溪陵园”。现为中华养生丹溪文化园，在园内的一个山坡上，专门增设了丹溪学派传人虞天民和陈无咎的纪念雕像及名人题词碑。
著文才思横溢
陈无咎专力研医，医名甚著，医理源于丹溪，他将其一生医学钻研心得及其治病实验、教育经验写成百余万言的《黄溪医垒》丛书5辑，还著有《黄溪大案》、《内经辨惑提纲》、《中华内科学讲义》、《金匮参衡》等专著，为中华医学事业作出巨大的理论贡献。
“揆度奇恒，道在于一，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为《内经》关键。
陈无咎对《黄帝内经》有着精深的研究，其著《内经辨惑提纲》中关于《玉版论要》之处说:“奇恒者，正负也。”关于《病能论》及《奇病论》之处说:“奇恒者，言奇病也，是为上古《奇恒篇》中遗文。”以实践倡理验方，不尚空谈，在近代医家中独树一帜。著名医学家任应秋谓:“论病必宗《黄帝内经》，并以征诸实验者，在近代医学中，当推陈无咎，方则多为自制新方，并都通过实践而证明其理，检验其方，于近代医家中独树一帜，不仅有河间之遗绪，并凌驾于《内经拾遗方论》诸人之上矣。”
《内经辨惑提纲》从下笔到出版，历时近70年，不致湮灭，实乃奇迹，亦中医之幸。陈无咎从1916年着手写，1923年修改补充后，投之有关刊物发表。正当作品付诸印刷时，一场大火无情地把该印刷厂烧为灰烬。后再经断断续续弥补并修改，投稿到《医界春秋》。又因抗日战争爆发，《医学春秋》被迫停刊，是稿遂留主编张赞臣处。此后，书稿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可谓劫厄多多。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在张赞臣重视和《浙江中医杂志》社努力下，得以问世发行。
陈无咎学识渊博，才高八斗，不但精医学，在医学方面建树颇多，在墨学、周易等传统思想文化研究领域也硕果累累，还写过有关辛亥革命文章和英烈传略，而且工诗词，擅书法，自成一派。可惜的是《墨经悬解》、《周易简解》、《震悔堂文存》、《倚剑楼诗集》、《善补过斋笔记》、《清史论衡》、《无闾子》等书籍，由于种种原因未曾流传。
据陈焕文回忆，陈无咎过世后，婶婶曾嘱托交给他一部手稿《易学形意》好好保管。1948年，他参军后，不知何时书稿被母亲卖掉，至今没有找到下落，成为心中的一件憾事。
陈无咎还曾为杭州西湖孤山南麓、驰名海内外的楼外楼菜馆题写楹联，“闲思鲈脍客中客，买醉湖堧楼外楼”，至今让人回味，从中可以看出其深厚的造诣和横溢的才华。
陈无咎医德高尚，医术超群，医名大噪。众多爱国名流或有道大儒，均与之交往，纷纷为陈无咎题词予以赞扬。如于右任曾为其著作题写“医学通论”、“丹溪正传”、“墨辩索意”，沈钧儒题赠“尽见五藏”，经亨颐题“苏沈风流”，吕公望题“医衡进格”，孙洪伊题“脉湛太素”，田桐赞他“学贯中西”，何公旦题“绍古通今”、彭介石书题“通儒明医”，胡汉民题“凿破浑沌”，邵力子题“墨家者流”。深谙医道的张宗祥细读陈的著作后，认为这是“寿世之言”，予以高度评价。
曾任国民政府安徽省省长、驻日大使许世英对陈无咎推祟备至:“无咎教授空邃于医学，近著《医轨》一书，凡人质之强弱，生理之本原，病症之虚实，融会中西，阐明义蕴，变古而不失其精，通今而不失其量，上追灵素，横贯四家，今日东方医学之正轨矣!业是术者苟能循是轨，而善师教授之意，以推得古人之意，神明而变化之，庶得其道矣。”
同盟会元老黄元白则曾为其多部著作撰序或跋，盛赞其才华学识:“溯泗医著以来，几未有无咎之博者。中医读之，弥见奋兴，喜得导师宗匠；西医得之，深自悚惶，不敢轻相国士。古称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今无咎洞一术而三名俱立，此孟轲所由悬择术也”“羽檄星驰，万言立就，能文之名，砻乎岭表”、“他人有止境，而黄溪无止境也”。
为挖掘陈无咎生平史料，弘扬一代革命先驱、杏林名医的崇高气节和人道精神，希望政府立项修建“陈无咎故居”，并创建“黄溪公园”，让陈无咎的人文精神与八面厅的古建筑交相辉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