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新(1846—1894)，义乌赤岸镇朱店人。清光绪二年登进士，历官内阁中书舍人、翰林院编修、陕西道监察御史。为官正义刚直，爱国忧民，直言遭贬。后任广东肇庆端溪书院主讲及广州广雅书院山长。著述颇丰，对经史尤有研究，为清末著名学者、汉宋调和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吴格，复旦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校古籍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校古籍保护研究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兼职教授，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辞海》、《大辞海》(图书版本)分科主编等职。长期立足图书馆岗位，致力于古籍保护、整理工作实践，对古籍版本鉴定、古籍目录编制、古典文献研究、古典文献学教学等极有经验。曾整理出版《诗三家义集疏》、《逊志堂杂钞》、《嘉业堂藏书志》等，先后参与《中国古籍总目》、《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等一系列大型古籍整理项目编纂，现仍承担高校古委会重点规划项目《全明诗》(主编)、教育部“十五”重点科研项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主编)等整理研究。
朱一新故居
大家好，今天我和新老义乌人一起来缅怀追忆，距我们现在一百多年前的一位乡贤，义乌南乡赤岸镇朱店村朱一新先生的生平以及他的著作。我是义乌人，离开家乡已经有四五十年，我的少年时代有在原平畴乡下湾村生活的经历，最近数十年忙于工作，疏于还乡，乡音渐渐少了，但是对家乡的热爱，对义乌乡贤的熟悉及缅怀之情并没有减弱。朱一新先生是清末义乌的一位大学者，他留下了许多著作、许多故事、许多话题，值得我们今天的新老义乌人来共同缅怀。
朱一新生活在清代末年，他是1846年出生，1894年去世，享寿仅有48周岁。封建社会里一定品级的大臣去世，会由逝者门生故吏或亲友，为这位去世的大臣整理行状，也就是生平回顾和大事记。朱一新的行状和传记，都是由两位和他年龄相当、资历相当的朋友为他整理。行状和传记整理完毕后，再将它们交给官方。
明清两代在中央政府都有一个叫国史馆的机构，负责搜集每年去世大臣的生平传记。1894年朱一新在广东去世以后，广东的学政就把朱一新的传记送到北京，专门报告说，朱一新先生学问那么好，在广东著名的广雅书院主讲，造就了大批两广子弟，影响非常大。所以在现在的清国史馆档案《儒林传》部分中，就有朱一新的传记。另外，清朝结束以后的北洋政府时期，在1914年成立了为前朝修史的清史馆。在1928年问世的《清史稿》中，也有朱一新的传记。
根据清末国史馆《国史•儒林传》中朱一新传的记载，朱一新字鼎甫，浙江义乌人，同治九年(1870)举人。成为举人以后，他曾经做过内阁中书，这是在内阁处理文字、文书的工作。在此期间，他仍在备考，参加三年一次的全国性进士考试。直到光绪二年(1876)，他中了进士，此后在翰林院待了十年左右。
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的时候，他有一次外派的公差，担任湖北乡试的副考官。当时选拔举人，就是通过各省三年举办一次的乡试。这场考试一定要从中央委派正副考官，从翰林院找有一定资历的人。朱一新在担任湖北乡试副考官回京后，就被任命为陕西道监察御史。由翰院的编修变为监察御史。岗位变了，不完全做文字工作，他就变得更加关心朝政、关心国家重大事务，包括外交、军事、吏治等方面。
光绪十二年，国家遇到了连续的灾害。皇帝发诏书让大家提建议。朱一新就给朝廷上了一道叫《遇灾修省疏》的奏疏，直言我们国家连续地遇到了灾害，目前最要紧的要做什么？要“修省”。修，是要修正一些错误，对政策要有一些修订。省，孔夫子讲“吾日三省我身”，要自我反省。这份《修省疏》并没有直接批评光绪皇帝和他的母亲慈禧太后，但是非常严厉地批评到慈禧太后的宠臣、大内总管李莲英。由于李莲英权势很大，奏疏给朱一新带来的后果，是“懿旨诘责，降主事，告归”。原来的五品监察御史，被降为六品主事。朱一新很倔强，受到处分后，说母亲生病，原来忙于公务，不能回家侍奉，现在犯了错误，惹得皇太后不高兴，正好趁机回去，陪伴生病的老母。这就等于辞官了。回老家后第二年，两广总督张之洞认为朱一新不该受这样的委屈，但是冒犯了慈禧太后，也没办法直接去为他开脱，就请他去了广东，担任肇庆端溪书院的院长。几年后广州的广雅书院也办起来，朱一新又被调到广州做教师，直到1894年去世。
朱一新去世三年后，1897年广州学政恽彦彬向朝廷打报告，说他原是五品官衔，因为给太后上了《遇灾修省疏》，说了一些不合适的话，惹得皇太后懿旨诘责，所以他辞官回家。但他后来到广州，在广东的教育方面造就了大量的人才，还是要肯定的，请求把他的处分撤销。
《国史•儒林传》朱一新传，记载了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朱一新在四岁时，与小朋友一起玩，看到别的孩子摔跤了，他会上前扶一把。大人看见，觉得这个孩子与常儿不同，以后一定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人。
参加举人考试的时候，浙江学政徐树铭看到朱一新的作业及试卷，非常赏识。考取他的两位考官是刘有铭、李文田，李文田在清末名声很大。在翰林院工作期间，朱一新与袁昶、朱采、黄国瑾相友善。袁昶也是一位浙江籍的名人，桐庐人，才学非常好，是朱一新的好朋友。两人年龄相当，彼此同志。朱一新去世，他曾非常痛心地做挽联挽诗，以表纪念。
在北京的时候，还有这样一段故事：“尝偕诸友游西山遇雨，感疾狂言。”朱一新和友人在西山游玩的时候遇到下雨，淋了雨以后感冒发热了。朱一新在发热当中，糊里糊涂地说胡话。说国家太穷了，财政太困难了，当官的如果不力求振作的话，非只外患，必有内忧。
1870年前后，法国把越南变成了他的殖民地，在广西边境屡屡挑衅。朱一新是主战派，屡次提出了针对国防和海军建设的具体建议。史传中提到他的观点，如针对不同地域气候，各海疆面对的邻国也不同，建议将北洋分为一军，江浙为一军，闽粤为一军。要“治水师，扼险要，储将才，精器械，兴团练，开饷源”。因为办海军涉及到许多款项，有些轮船大炮要到国外去采购。要办实事，不办劳而无功的事，要讲求实效。他所提出的这些海防策，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史书中评价“时论壮之”，大家觉得了不起，说得很尖锐、很具体。
朱一新在广雅书院教书期间，书院每年按照定额，收录两广生监各百名的学生。朱一新设置院规，他认为书院要有管理的规章制度，“先读书而后考艺，重实行而屏华士”。他仿古代“颛蒙之学”的教育方法，把这两百名学生分为经、史、理、文四科，再请四名分教，负责这些学生的教育。并且要求每个学生在读书的时候都要准备笔记本，将要向老师请教的疑问先记下，轮到和老师见面时，一对一地谈话。不管学生提出什么问题，老师则根据自己的理解，一个个回答。史书上写道，朱一新对学生“成就甚众”，而且还带出一部著作，即根据他回答学生的言谈内容，编成了著名的《无邪堂答问》。
《国史•儒林传》最后评价了朱一新的学术。他的主要观点，认为清代中期以来，汉学与宋学分，文章与学术分，道与艺分，这样的观念他不同意。在他看来，孔夫子设立的儒学经典，有本末、有先后的差别，但没有把文行与学术、治术看作是不相干的事情。他又认为道咸以来，知识界、学术界有一种风气，喜欢讲西汉的公羊之学。要讲求西汉的公羊之学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它产生了一定的流弊，造成了许多怀疑的论点，这也是他反对的。
《国史•儒林传》里还用很大的篇幅，专门介绍朱一新对东邻日本的评论。当时日本明治维新，口号是“脱亚入欧”。到了1890年左右，日本的变法二十多年了，已经有许多初步的成效显现。当时，中国有远见的、有国际眼光的官僚们，都看到日本在蒸蒸日上，它的国势，包括它的侵略性，都在慢慢地形成威胁。朱一新虽然不在朝廷，已经身在民间，但对国家的整个形势仍非常关注。在《国史•儒林传》朱一新传中有两段文字，专门介绍他论中日关系和日俄关系。最后一段提到，中国和日本还没有发生正面的冲突，但战争的危机已是客观存在、无可避免。后人都称赞他见识之远，朱一新的眼光真是非常锐利。
以上是《国史•儒林传》朱一新传内容，下面介绍朱一新生平的第二份史传。
民国初，利用《国史馆•儒林传》等资料，开始正式修清代的历史。这部史书后来叫《清史稿》，其中也有朱一新传记。《清史稿》修于民国初，它与“国史馆”传有不同的关注点。在《国史•儒林传》中，慈禧太后还在朝，朱一新当时上奏疏，被降官后告归，其中缘由没有展开，《清史稿》中则有细说。所谓得罪的缘由，由于当时内侍李莲英权势很大，醇亲王奕譞去检阅李鸿章训练的北洋水师，李莲英也跟着去了。正好黄河闹灾，燕、晋、蜀、闽又闹水灾，朱一新作为一名监察御史，表示忧心忡忡，就以“遇灾修省”为言，给皇帝、皇太后上奏疏提建议。
奏疏中说，大清朝的家法，对宫里头的太监从来都是严格地管理驾驭。世祖顺治爷的时代，宫中专门立了铁牌，不许内侍干預外朝的事情。即使近时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后，有一个叫安得海的太监，假了为皇上、为宫里头到南方采办货品的名义出京，跑到山东地界，山东巡抚将其抓起来，说太监怎么好擅自出宫，打着皇上、皇太后的牌子招摇，给他以斩决的处罚。光绪皇帝登基，有一个叫张得喜的太监，也因触犯了规矩，被谪贬为奴。说到眼前，巡视北洋水师这么大型的活动，派一个太监跟着醇亲王到天津去，道路哗传，士庶骇愕，也许是深宫中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我们这些做大臣的实在不懂。想来想去，无论如何，派亲王去阅军，怎么可以让太监跟着同行呢？这样做如何扬军威、扬国威？慈禧太后看了奏疏，非常生气，说朱一新的奏疏中，提到深宫有什么苦衷，外廷不得而知，此话何所指？要他回答。朱一新说，我所谓不得已的苦衷，说的是醇亲王要远行，派了一个内廷的太监随行，或许是太后要对亲王表示体恤。但在我们这些做大臣的人来看，则认为是一种创举。我们听说北洋大臣派了一艘船来迎接醇亲王。醇亲王不愿上船，李莲英说我来坐吧，他大模大样地坐到船上去了，让边上看见的人都觉得“骇人观听”。由此可见，朱一新是一个认死理的人，也是一个只要自己认为对就会坚持到底的人，性格非常耿直。
《清史稿》把朱一新得罪的缘由原原本本地介绍清楚了。《清史稿》中朱一新传只有700余字，“国史馆”的朱一新传则有1100多个字，详简有所区别。两者相比较，《国史•儒林传》文字更多，内容更丰富，但是它回避了朱一新得罪慈禧太后的那份奏疏的内容；而《清史稿》将《遇灾修省疏》展开写了，其他部分则比较简单。
最后简单介绍一下朱一新的著作。
作为一名秀才、举人、进士三考出身的學者，他的基本功课，是做诗、做古文等各种文字训练，又研究传统的经史之学，留下不少著作。
《同音集释要》是朱一新把许多同音的字集结合起来，编成一部《同音集》，就是一本同音字典，此书稿本收藏在浙江图书馆。《汉书管见》是对读书人学习历史的要著《汉书》的研究著作。《吉林形势》是一本关于东北边疆地理的著作。《光绪德庆州志》则是广东省德庆州的志书，是朱一新参与编纂的方志。
另外在做京官的时候，朱一新完成了现在学术界非常重视的《京师坊巷志》。朱一新曾经参与《顺天府志》的编纂，他承担的就是《京师坊巷志》部分，通过实地勘察一条条街道坊巷而完成的这部著作，现在成为北京的城市史、交通史、城市规划等学者，在考察清末北京老城街道、坊巷历史的最权威著作。《京师坊巷志》有二卷本、四卷本，有原稿，也有后来的整理稿，到了民国时又有了十卷本，基本内容没变。
朱一新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在广雅书院做山长时答复学生提问的《无邪堂答问》。此书在光绪年间就已经有十余个刻本。今天的知识界、学术界之所以对朱一新先生仍抱有浓厚兴趣，即因《无邪堂答问》这部书中，不仅记录了他与学生讨论学术问题而留下的讲义式问答，又可从中了解到清末学术界的许多动态、观念和发展。
朱一新的书札，也在光绪年间就有了若干个版本，叫做《论学遗札》。有时候称他是“义乌朱氏”，有时候称他是“朱蓉生侍御”，都是他与师友讨论学问的一些信。朱先生的信写得非常漂亮，不是辞藻华丽，而是就像一位老农、一位乡亲谈家常一样，既朴素、又合情合理，非常之好。
还有朱一新和弟弟两人在同治九年同时考取浙江省举人时乡试朱卷，以及光绪二年朱一新到北京参加会试的朱卷。《朱一新行述》是他儿子出面写父亲一生的大事记。《朱一新哀挽录》则是朱一新去世以后，亲朋好友敬献的挽联、祭诗、祭文，都在清末已经有了刻本。朱一新去世以后，他的弟弟朱怀新，把哥哥的著作收集在一起，编了一套丛书叫《拙庵丛稿》。
近年来，《义乌丛书》编委会收集历代义乌名人的著作，作为我们义乌乡邦文献的基本资料库，这项工作已经做了很多年。我也是《义乌丛书》编纂的一名参与者。《朱一新全集》就是编委会交给我的任务，我带着我的团队花了几年时间完成了《朱一新全集》的编纂整理，新书在今年年初已经问世。因为编纂整理《朱一新全集》，所以就有了今天的报告。这是我的报告的缘起。
作为一名义乌人，一名后辈，最后谈谈我对朱一新先生认识的三点总结：一是书生报国，死而后已，不愧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楷模；二是忠于职守，谠言无忌，此是义乌忠直乡风的体现；三則硕学名师，培养人才，乃是他以教育改造社会的践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