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在浙江有两个“无中生有”的城市名扬海内外。一个是金华的义乌，另一个是温州苍南县的龙港镇。
当时，义乌在上级对搞自由市场没有明确定论的情况下，率先开放市场，抢占了发展先机，催生了“华夏第一市”。而龙港因土地有偿使用等制度的创新，不用国家投资，在荒滩上崛起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义乌和龙港当初能够脱颖而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出现了一个勇于开拓、敢于担当的领头人——义乌的谢高华与龙港的陈定模。他们在改革与守旧的思潮交锋当中，敢于踩下改革的脚印，为义乌与龙港发展创造了“腾飞风口”。
谢高华调任义乌县委书记是在1982年。当时的义乌是“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的贫困县。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已经包产到户的义乌农民开始从事能使自己增收的各种副业，在城里逐渐自发形成了小规模的路边摊市场。
一方面，广大群众为了求变求富已经行动起来，另一方面，求稳守旧的思潮仍然顽固。一些机关部门虽然看到自发形成的路边摊市场利国利民，但因上级没有明确定论，仍把它视为“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行打击。
一次,摆摊农妇冯爱倩拦住了谢高华，责问“政府为什么不让老百姓摆地摊”，让谢高华深受触动。他走街串巷深入农户家中调研农民摆摊等经商情况,还带队去温州考察，越调研越觉得搞活市场符合中央精神原则。在当时，谢高华冒着丢“乌纱帽”的风险，顺应民意，毅然拍板给被打击的路边摊市场开放绿灯。
义乌不仅为地摊市场松绑，而且发出通告，允许农民经商，允许农民进城，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多渠道竞争。一时间，周边县市被“围堵”的摆摊人就像潮水一般涌到义乌。
而在义乌以南的温州境内，苍南县龙港镇第一任镇委书记陈定模也在进行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造城行动。
1984年龙港建镇之初，只是几个灯不明、路不平的小渔村。放眼望去，除了一片矮屋就是荒滩。陈定模调研发现，吸引温州农村一批先富起来的农民进城购地建房和经商办厂，满足他们想跳出“农门”做“城里人”的愿望,是龙港城镇建设的出路。
但是,首先碰到的禁区是旧体制下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陈定模就研究当时的中央政策。从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找到“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按非农业户口统计。”这句话作为依据,发布“凡在龙港镇购地建房、经商办企业的农民都可自理口粮迁户口进龙港镇。”解决了农民落户问题，在当时，这在全国是一个户籍制度改革的大胆创举。
面对建城亟须大量建设资金,陈定模从报章看到国外通过出让土地获得资金建设城市的做法,大胆拿来为龙港所用。推出了以征收公共设施费出让土地的方式，向投资落户者筹集城镇建设资金。在全国开创性地进行了土地有偿使用的实践。
这两项大胆改革举措，掀起了农民造城旋风。当时，镇会议室里悬挂的巨幅“龙港规划图”前，天天人挤人、肩擦肩。高峰时的1985年，全镇3000多间楼房同时兴建，来自各地参加造城的有37支建筑工程队，4000多个木匠、泥水匠，3000多个杂工，加上建房主人，每天上工地的就有1万多人。
义乌和龙港“无中生有”的崛起，那段改革者的故事，是浙江精神的生动写照。当年，谢高华和陈定模这样的基层领导干部，不惜拎着“乌纱帽”为改革发展探路的实践表明，只要敢闯敢冒，就能抢占先机，就能无中生有，没有资源可以整合资源，没有市场可以创造市场。
经过40年的改革,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惟其艰难,才显勇毅。谢高华和陈定模这种敢担当、敢作为、善创新的精神,契合了新时代的需要，对当下深化改革尤其珍贵和值得弘扬。新时代需要呼唤更多的“谢高华”“陈定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