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见到朋友们在北上广漂着的孩子，问起他们的情况，几个青年人表示，“过完年我也不走了”，准备留在家乡找一份新的工作。
近日，经济观察报有一篇文章《再见，北京！过完年我就不来了》，讲了在北京工作的女青年林丹的故事。2008年，为了上大学，她坐K字打头的车，历时8个多小时来到北京，从此在北京漂了10年，今年她坐G字打头的高铁，用了不到3个半小时回到位于山东某二线城市的家乡。经过跟父母的长谈，她准备考个教师资格证，去离家不远处的国际学校当老师，年薪约有30万元。
林丹只是北漂沪漂广深漂中的一员，而从媒体报道我们发现，像林丹这样过完年不再回去的青年人正在多起来。所以要恭喜他们，是因为这是一种进步，是一种理性的回归。
相比而言，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有更先进的文化理念，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更好的公共服务，有更简单的人际关系，这都是吸引年轻人的地方。但是，在这些城市，同时也有较大的生活工作压力。在《北京女子图鉴》里张超跟陈可算了笔账，讲在北京的生活成本：在北京的外地人是没有归属感的。如果他们要结婚，就不能一直租房子，而要买套房子。如果张超有了足够的钱，可以在北京首付一套还不错的房子，但是未来的30年，他们俩每个月都要一起背负月供，每天睁开眼想到的就是——债。而日前由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主办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研讨会上的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收入中有近三分之一用于租房支出，过高的房租收入比成为流动人口在城市融入中的最大负担。原来是买不起房，现在甚至是租不起房。
而反观一些二线城市，通过近年来不断加大力度的深化改革，从城市理念到就业机会，从公共服务到社会风气，与超大城市的差距正在逐渐缩短，而居住成本却成为优势。数据显示，2018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比上年末下降0.8%，这是1997年以来的常住人口第二次下降。根据了解，上海此前也经历了常住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主要原因是外来常住人口下降明显。这与实施减量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也与一些青年人主动离开有关。
说是个人的进步，是说青年人的观念在转变。几个青年人告诉我说，现在关键是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去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而不是如何留在什么地方。相比而言，在北上广深没有优势，但是回到二线城市，原来的磨练和观念，却成了现在的优势。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说“北上广深容不下肉体，三四线城市容不下灵魂”，那么二线城市至少可以是两者都可以兼容的城市。
从社会进步来说，互联网、物联网、交通网、政务网的日渐发达，使得更多城市变得越来越便利，而“放管服”的深化改革，公平性和便捷性使得青年人在寻找机会时，不再过度担心人际关系的影响。回到家乡生活压力减轻后，更有利于个人的自我发展，那么还有必要在北上广深僵持着吗？
或许还有一些三四线城市的现状还不能令青年人满意，但是相信随着这些城市的改革发展，同样会有青年人回到自己的家乡。但实事求是地说，我并不认为青年人一开始就留在家乡就是好事，我们应该鼓励他们去北上广深去漂几年，多经历一些，几年后再回到家乡。我们或许可以把这种做法称为“曲线就业”，但这一定是螺旋式上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二三四线城市，真正要追赶的，是大城市先进的文化理念。毕竟，城市的竞争，最后比拼的是文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人们自我完善的追求更多地指向了城市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