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自垮。”
起航（油画）何红舟 黄发祥 作
信仰是共产党人的灵魂，是高举过头顶的信念。不管是在革命年代的烽火硝烟中，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困难挑战面前，共产党人以信仰作为自己的精神之基，以身许党，以身报国，忠心为民。从这些共产党人身上，我们感受到一种力量，并吸收这种力量，使自己面对坎坷，砥砺前行。
信仰坚定离不开理论的坚定
“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
1918年8月至1920年夏天，青年毛泽东两次来到北京。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他研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这3本书及大量相关的文章，进一步了解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回忆说：“到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用理论筑牢了坚实的信仰根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传承精神基因、凝聚磅礴力量，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崭新的中国。
周恩来1919年在日本留学时，通过河上肇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了解了《共产党宣言》。1920年10月，周恩来赴法留学，与蔡和森等人一起继续学习《共产党宣言》。抗战时期，他随身带着的公文包内装有《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只要有空余时间就研读。1949年7月，在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他对陈望道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
刘少奇最早接触《共产党宣言》，是在1920年秋季。当时，成立不久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一所干部学校，对外宣称外国语学社，22岁的刘少奇和16岁的任弼时、18岁的罗亦农、17岁的萧劲光等都是这里的学员。学员的教材之一，就是《共产党宣言》。刘少奇刻苦学习，深刻掌握了《共产党宣言》的精髓。后来，在他所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中，都能看到《共产党宣言》的影子。
朱德由一个讲武堂的普通学员成长为辛亥革命的先锋、护国战争的爱国名将，最后转变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青年时期，他创作《顺庆府中学堂留别》诗：“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通过这首壮烈的诗词，朱德立下了报效国家的初心和宏大志愿。1976年，已是90岁高龄的朱德收到中共中央党校顾问成仿吾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新译本，如获至宝。他用了一整天时间，认真对照旧译本，重新读了一遍，第二天一大早，还登门看望成仿吾，称赞他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新译本通俗易懂，可以一口气读下来。有了好译本，才便于弄懂马克思主义。”
信仰体现在革命与建设的具体行动中
“衡量干部是否有理想信念，关键看是否对党忠诚”“忠诚和信仰是具体的、实践的。”
信仰愈坚定，人的革命意志就愈坚强。面对绞刑架，李大钊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面对高官厚禄的引诱和死亡的威胁，方志敏烈士大义凛然，在牢房里写下：“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中国革命的先驱马骏，从1927年起担负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的组织恢复和重建工作。在危险重重的关头他总是说：“党既然给我这个任务，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能知难而退。”不久，他被奉系军阀拘捕。面对敌人的诱逼和酷刑，他坚定地回答：“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叫我不宣传马列主义，不搞革命，这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难。”1928年，马骏英勇就义。他光辉而短暂的一生，始终坚守着一个革命先锋忠贞不渝的信仰。
四川早期党组织的创建者杨闇公，是中国共产党较早将武装斗争付诸实践并为之献出生命的革命家之一。他曾与朱德、刘伯承等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参与策划顺(庆)泸(州)起义，在四川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制造“三三一”惨案，杨闇公不幸被捕。反动派对他威逼利诱、残酷折磨，但他大义凛然，毫不屈服。敌人威胁道：“难道你不怕死吗？”杨闇公回答道：“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可绝不能丝毫动摇我的信仰。我的头可断，志不可夺！”
这是一组令人震撼的数字：从1921年到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牺牲的烈士，有名可查的就达370万人。正是这些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革命先烈，以“愿拼热血卫吾华”的信念与行动，为中国今日之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涌现出许多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坚定的模范人物——雷锋、王杰、焦裕禄、欧阳海、王进喜、赵春娥、蒋筑英、罗健夫、邓稼先……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激励、鼓舞、感召着更多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奋斗。
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55年回国。他怀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参与推动和领导我国导弹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工作，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和科研团队研究出火箭、导弹和原子弹。在研究过程中，他深深感到，这样的速度是他在美国不敢设想的。只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将梦想化为现实。这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信仰。他常说：“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可谓肺腑之言。
1950年10月，邓稼先从美国归来，立即进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的研究。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邓稼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一颗原子弹、氢弹接连引爆成功后，他又投入新一代的核武器研制。由于长期受到核辐射及劳累过度，他得了直肠癌。在病床上，邓稼先说出生命中最后的心里话：“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做个代表而已。”
华罗庚是我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以及复变函数等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他把数学方法运用在生产实践上，创造了“优选法”和“统筹法”，开创了新中国电子计算机研制事业。毛泽东曾称赞他：“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1979年6月，华罗庚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信仰要真正同人民结合起来
“要牢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真正同人民结合起来。”
毛泽东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延安时期的街头，时常可以看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与农民并肩而行，无拘无束地聊天谈心。周恩来则到三五九旅家属驻地，召开孩子妈妈座谈会。朱德在“抗大”经常召集青年人席地而坐，与大家探讨问题，关心他们的生活。“只见公仆不见官”，使得拜访延安的陈嘉庚感慨：“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周恩来是把共产党人的信仰同人民结合在一起的典范。1956年1月，周恩来说：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他多次强调要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一切都要为人民着想。三年困难时期，许多省市严重缺粮，周恩来几乎每天晚上都找相关部门精心计算粮食安排，从晚上谈到第二天凌晨。有一次，他回到分别多年的延安。了解到人民生活很苦，含着眼泪说：“延安的小米哺育我们，使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延安人民还吃不饱肚子，我这个总理有责任啊！”
1965年，彭德怀被任命为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他以全新的热情奔赴三线重镇攀枝花。看到当地老乡生活困难，他说：“当官不发财，一心为人民谋利益，这才是共产党。”
信仰，这一崇高的词条，充满着共产党人对人民的拳拳之心。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和浙江嘉兴，在一大会址追寻我们党的根脉，深情阐释“红船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誓词激荡信仰，有着“一颗为党为人民矢志奋斗的心”的共产党人，矗立起民族的精神丰碑。
2019年3月22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意大利众议长菲科举行会见时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充满浓厚的人文情怀。菲科议长问：“中国这么大，您作为世界上如此重要国家的一位领袖，是怎么想的？”习近平总书记语气坚定：“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是领袖的铿锵誓言，也是全体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列中，从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到李保国、廖俊波、黄大年，我们的事业是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奉献不断铸就的。重温这些感人的故事，你会听到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临终时向党组织的倾诉：“我活着，没有治好兰考的沙丘，死后，希望把我埋在兰考的沙丘上看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这就是共产党人关于信仰的真实写照。
(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叶介甫余敬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