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高华同志二三事

　　早在1982年4月——— 1984年11月，谢高华同志在义乌担任县委书记期间，我先在义乌县委办公室做文秘工作，1984年1月机构改革进入义乌县委常委班子。在与谢高华两年多的直接接触中，我深深地被他的人格、睿智、胆魄、勤奋、清廉和业绩所折服。

　　找准结合点，对上对下都负责

　　对党政干部来说，如何正确处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关系是一个必然会碰到而又很不容易处理好的事。谢高华的可贵之处就在善于透过表象，把住实质，找准结合点。1982年4月，他从衢州平调到义乌当县委书记。当时义乌由“敲糖换鸡毛”而自发的小商品地摊究竟是投机倒把，还是特色资源?应该打压限制，还是主动扶持?这可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成与不成关乎兴衰，干与不干影响仕途。谢高华的思维方式是三维的:一方面，义乌解放30多年，农民人均年收入还是百来元，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另一方面，中央要求江浙在1988年前后率先翻番。农业人均半亩田，翻番靠不住；工业没支柱，科技含量最高的红旗黑白电视机厂，彩色生产线又争取不到，也难有大作为；唯有民间自发、面广量大、充满潜力与冲动的小商品买卖，倒是可以一利百姓致富、二利国家税收、三利义乌发展的大好事。谢高华对照邓小平当时提出的以富民强国为中心的“三个有利于”之标准，认定这是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最佳结合点。如果仅仅因为存在一定仕途风险就不去作为，那是私心作怪，既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人民。

　　于是，谢高华义无反顾，坚韧发力，最有名的就是大家熟知的“四个允许”。实际上，在他两年零八个月的义乌任期内，所提出的“允许”有七八个，包括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农村承包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允许少量雇请帮工，还有允许多渠道竞争和多把刀杀猪直至允许开放城乡市场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这些“允许”是在公私泾渭分明、计划经济城乡分隔严重的大背景下，石破天惊之举。当时的农村农民有“三个不准”，凡是涉及米面、棉花和木头的产品，农民一概不得自行办厂加工和自由销售。

　　几个“允许”的改革号令既出，压力来自四面八方。有经济行政法规主管部门的，也有利益冲突群体的。面对部门的阻力，谢高华在大会上放出狠话说，你们所有部门都是义乌县委、县政府的职能部门，谁如果不执行县委、县政府的决定，你那个庙我拆不掉，庙里的菩萨随时可以搬掉!

　　记得有一次，我与工商局领导一同随谢书记下乡到佛堂王宅宝山头一个自然村去穿村走户作调研，当发现该村不止一处开有代销店，工商部门当场指责这是违法经营。因为当时规定，一个行政村只能开一家店。谢书记立即予以纠正，说，“你们不要吃饱饭没事干，只要百姓需要，他们想开几家都可以，不要去限制”。

　　稠城小商品市场兴起以后，税费管理是个令人头痛的新难题，自由买卖、随行就市、现金交易、无须发票，工商税务人员追得鸡飞狗跳，逃税欠费行为依然屡禁不止。对此，谢高华通过深入调研后，采用“源泉控管、定额计征”的办法，结果，管理效率大为提高，当年的税收也比前两年提高了三倍。利国、利民、又利义乌翻番的曙光开始显现。但就在这个时候，上级税务部门拿着尚方宝剑很快查上门来了，怎么办?谢高华摊牌算账，据理力争，终于获得调查组的理解，争得了试行权，因而也迅速引来周边乃至全国成千上万的经商大军，赢得了早发于全国的先机。

　　2018年，义乌农民人均年收入3.6398万元，相当于改革开放前1978年136元的268倍；财政收入153.5亿元，相当于1978年0.2亿的768倍；地区生产总值1239亿元，相当于改革开放前1978年1.28亿元的968倍;建成区面积1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改革开放前1978年2.8平方公里的近40倍，外贸出口占全省11.9%。“天下第一市”声名远播，“一带一路”新起点前途无量。这是谢高华当年所没有预想到的。

　　形式主义要不得，为政之要在务实

　　记得李鸿章说过这样一句话，天下最容易的事是做官，最难的事也是做官。混事的糊涂官谁都会，讲话念稿子、贯彻上级会议精神做传声筒，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谢高华不习惯这样做。他的时间支配是，用90%的白天时间跑基层，每天用近5个小时的晚上时间在办公室吸收消化各种信息，五颜六色的彩笔画满圈圈杠杠。有次在下乡途中的车上，他问我:小杨，你看过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吗?那时我还真没看过，但发现他早已做过深入研究，并已紧密联系义乌实际有了独到见解。资源小国的日本之所以能够在战后东山再起，“贸易立国”+“科教兴国”是两大法宝，义乌可以借鉴。他还联想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那句话:“从产品到商品要经历惊险的跳跃”否则产品就实现不了价值，只能堆在仓库里作废品。所以，流通环节尽管不增加产品的价值，但没有市场交易和商品流通环节，那就只能回到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正因有了以上思考，在1984年期间，谢高华萌发并提出“以商兴县”的战略主张，也就是后来义乌历届班子接力奋斗并大获成功的“兴商建县”改革发展之大篇。

　　1983年秋季的一个下午，刚刚开完大会的谢高华，看看时间还早，就叫上我一起驱车往义乌杨村方向开。路上看到水稻田就下车，察看“稻飞虱”灾害情况，然后又通过问路找到一所学校的教室，只见“有窗户没玻璃、有桌子少抽屉、屋顶满天星、脚下地不平”，教室前面放黑板擦的木框下垂散架，教室后面放着一个木炭火炉和一把破扇子，是老师用来煮饭炒菜的。面对此情此景，谢书记心情沉重地说，在日本乡下，所见的最好房子一定是学校!我们的老师和孩子们太苦了。

　　关于讲话作报告，除了党代会，谢高华书记几乎不用秘书写稿，都是他自己深入一线所得的真情真话、真人真事，翻开笔记侃侃而谈，有观点、有例子、有数据、翔实生动，少有套话、废话，绝无假话。我们文秘工作人员的任务是在台前做好记录，会后整理送审，然后以办公室的名义转发全县贯彻落实。

　　记得那年又是开全省之先河，召开义乌全县“五路进财”集资办学动员大会。我随他跑乡下将近半个月，最后一天早上直接从乡下赶到义乌第二招待所直奔会议室，会议通知也是让我在乡下打电话告诉县委办领导发出的。会议结束后，不是形式主义地坐在办公室里以最快的速度催汇报、问进度，而是马上迈开双腿下基层，带上区委书记跑乡入村，一则推进会议贯彻，二则随时发现亮点，为召开先进典型交流会做准备，最后又选择后进单位开现场会。

　　不把义务当恩赐，政商关系亲且清

　　义乌人对谢高华感恩戴德，有批先富起来的工商户念念不忘要为他塑铜像。从1995年首届义博会开始，前后24年，义乌每年都邀请谢高华出席，甚至出现过众人举着横幅、百辆奔驰迎谢公的感人场景。然而，这位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接生人”谢高华，至今在义乌没有一寸房产、没有一个摊位、更没有一分小商品城的原始股。

　　或许，有人会怀疑以上“三无”的真实性。作为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我，我觉得，有几件小事足可证明他的清白。

　　谢书记烟瘾大，但香烟都是他自己买的。当时，他抽的是三毛四一包的蓝西湖。特地从衢州调到义乌照顾他生活的小女儿谢凤为了父亲健康着想，私底下与县委办公室管烟的工勤人员小冯讲好，每月只能供应她父亲三条烟，一天一包，钱由她一起付。有时，谢书记熬夜耐不住烟瘾，只得临时向小冯通融，赊账预支几包烟。在我与谢高华书记直接接触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曾经跟随他去过不少专业户的家。这些农民企业家都是被谢高华用改革开放眼光从形形色色“左”或者“右”的帽子下解放出来，成为能人、成为披红戴花的“万元户”的。他们对谢高华充满感恩之情。但据我的记忆，谢高华在义乌工作期间，从没见过有人送他整条的香烟。

　　有一年年底，司机送谢书记回衢州过年。当车开到城西时，驾驶员停车下去了一会儿。然后有个承包荒山搞养殖先富起来的专业户撑着雨伞到车窗旁与谢书记打了个招呼。当司机重新启动车辆时，谢书记忽然叫停问话，“刚才他来做啥?”当听到有一桶鲜鱼放在车上，是送他带回家过年招待客人用的。谢书记坚决要司机调转车头，直把“年鱼”送还方休。

　　讲到公而忘私，谢高华的家人感受最真切。自从去年底谢书记因病住院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我与他的第二个儿子谢新彪有了更多近距离的接触，也拜读了新华社高级记者刘荒采写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叫声父亲有时好沉重》。

　　谢书记是个工作狂，几乎没有星期天，多数除夕年夜饭也都因公回不了家。5个子女结婚，他一次也没参加婚礼。更有甚者，他的二儿子谢新彪从中越自卫反击战前线回国途经衢州火车站，很想见见家人。他的弟弟、妹妹想搭父亲的顺风车去车站被严厉拒绝，理由是“家里人不能享用公车”。当谢新彪兄妹跑步赶到车站时，火车已经开走。谢新彪在部队提干转业后，原先安排方案是进衢州市委组织部，但此事被时任衢州常务副市长的谢高华知道后坚决不让去，理由是“凡是我管到的地方你都不能去”。后来，有朋友办了个加油站，请谢新彪的妻子到那上班领工资以补家用。谢书记知道后又坚决要让儿媳妇退出。为此，父子俩还闹了一场别扭，谢新彪因此生病住院2个月。

　　听到这里，我们可千万别以为谢高华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不是，完全不是!其实，他是个大孝子，只是忠孝难两全而已。我母亲100岁那年，谢高华老书记还提前在本子上记着我妈的生日和姓名，主动亲笔写好并且裱好一幅四尺整张的大红寿字，一定要我带回以致祝贺，落款用小字写着———“秀芝母亲百岁大寿，你养了个好儿子，是我的好同事”。情真意切，令人感动。

　　最后再提一下，那个全中国都知道的、女个体户冯爱倩因叫板谢高华而促成义乌市场开放的故事。从拦路告状的上访户，到请进办公室成座上宾，面对冯爱倩的指责，谢高华唯理为尊，不但没生气，反而授她尚方宝剑，说:“你以后去摆摊，如果再有人来阻拦，就说是我谢高华让你去的”。如今，谢书记已经调离义乌35个年头，只要他回义乌，已经80多岁的冯爱倩夫妇每次都会赶去见上一面。政商之间典范式的亲、清关系，传为美谈。

　　去年年底，谢高华受党中央、国务院表彰，成为全国100名“改革先锋人物”之一，实至名归，这是浙江的骄傲，更是义乌人莫大的慰藉。春节前，谢书记的三儿媳章亚玲，看着带病忙碌的公公的身影说:“我公公是90岁的年龄，19岁的思想”。事实果真如此。无论是在衢州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还是转院到浙江医院后，我都看到插着胃管的谢老在病床上翻阅省级报刊杂志和《义乌商报》……

　　(作者系金华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