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义乌网6月7日讯(义乌商报记者 龚献明)1982年，初夏。因为前往火车站的吉普车没有接到人，以至于当身背行囊、脚踩解放鞋、身着咔叽布中山装的谢高华出现在义乌县政府门口时，几乎没人认识这位远道而来的新任县委书记。
此时的义乌，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复杂，经济发展明显低于周边地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火爆”的地摊经济。由于当时的政策不太明朗，有关部门对地摊经济一般采取“批、打、管、刹”的政策和措施，却怎么也禁不住、打不倒、关不掉、赶不跑。为此，县政府还就稠城镇集市市场整顿专门召开过两次县长办公会议。
谢高华，就是受命于这样的艰难时刻。
●人心齐，泰山移。做好一个地方的父母官，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大的工作目标就是让农民致富。
当时义乌的主城区仅2.8平方公里，“穷”，是义乌给谢高华的第一印象。“七山二水一分田，粮食高产贫穷县”“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就是当年义乌的真实写照。
初来乍到，谢高华一心扑在工作上，在办公室很难见到他，每次下乡回来都很晚，经常吃不上热菜饭。这对于大部分胃被切除的谢高华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他却泰然处之。在晚上，他工作起来往往要超过12点，甚至通宵达旦。有时晚上开会研究工作，对问题不讨论出个所以然来就不休会。
作为一个地方父母官，谢高华最大的工作目标就是让农民致富。但就义乌而言，人多地少，土地贫瘠，资源优势不突出，发展经济的抓手在哪里？
改革开放初期，商品经济在中国一些地方逐步解冻。自古就有“鸡毛换糖”传统的义乌人，对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更是格外强烈。因此，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廿三里，传统的“敲糖换鸡毛”就已经演变成了“小百货换鸡毛”，或进行小百货买卖，“地下小百货市场”日趋红火。人们提着篮子、背着布包，在这里交易所需之物。1974年春节前后，稠城镇县前街也兴起了这种“地摊经济”。这也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最早起源。何海美、冯爱倩等老一辈义乌企业家都曾在此摆摊。
在改革开放初期，长途贩卖、“弃农经商”摆地摊做小生意仍被视为“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
对于这支“鸡毛换糖”的大军，谢高华早在衢州工作时就有耳闻。到了义乌后，就不时有人向谢高华反映这支队伍的现状，多是负面的信息。有人竭力要求取缔，说“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1982年5月下旬的一天，刚理完发的谢高华从南门街小弄堂的店里走出，一位妇女突然拦住了他：“我是经商的，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可政府的人为啥赶着我们天天无处落脚，或是拿高得吓人的收费来逼我们干不下去呢？”这个妇女叫冯爱倩，是5个孩子的妈妈。后来，谢高华就把冯爱倩请到了办公室，进行了一两个小时的长谈。
与冯爱倩的对话，引起了谢高华的深思：“我们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不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努力为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人穷到了头就自然要想办法活命啊！到底应不应该开放集贸市场？既然义乌人有着善经商的传统，开放市场能够解决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出路，百姓能从中改善生活，又能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因势利导，网开一面呢？”
真正要让商品经济火起来，关键是松绑。在义乌搞小商品市场，让农民进城做些小买卖，再由政府管理起来，这个就是尝试。“方向和路子没有错的，是符合中央文件精神的！”谢高华认为，至于那些不正当的东西，可以慢慢扭，慢慢引导。
就这样想着，在谢高华的心里，对实现义乌农民脱贫致富的梦想似乎有了突破口。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义乌的小商品经营活动不是一大包袱，而是一大优势。我是县委一把手，出了问题我负责，如果开办小商品市场让我丢了“乌纱帽”，那也值得。
讨论小商品市场究竟要不要由政府来开办的县委常委会专题会议，是在1982年6月23日下午举行的。此时，谢高华来义乌上任才一个多月。
这一个月来，谢高华不但自己带头把“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做了深入的了解，而且还发动县机关的一批干部，到下面进行全面调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看到底是该刹还是该放。谢高华本人亲自到了稠城、廿三里、苏溪、佛堂、义亭等许多村镇实地走访，获得很多第一手材料。
通过调查摸底，大家汇总的结果是：55%的人认为开放经商市场没问题，觉得义乌的“鸡毛换糖”是一个很好的经济苗头，应当大力提倡；40%的人认为问题不大，可以试着办；只有5%的人反对。有了这样的调查摸底，让谢高华心里有了底。
专题会专门听取了县财贸办关于当年1至5月份财贸工作情况汇报。汇报中提出了市场问题存在“三多”，即经营工业品的单位多、农民经商多、小百货摊位多，大部分摊位没执照不说，有些人竟然还搞批发，直接与国营批发企业抢生意……
随后，一场激烈的争论爆发了，“应不应该开放贸易市场”“允不允许农民进城经商”等议题摆到县委领导班子面前。
谢高华没有过多牵扯到理论、政策等敏感问题，针对一时难以达成的共识，他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义乌做生意比衢州要强，我很感兴趣。从我们义乌实际出发，商业、农业都可以搞，而商业就是个很好的优势，我们要发挥我们的优势。至于市场管理问题，投机倒把的当然要抓，搞市场哪里可以没规没矩，但不能把已经搞活的经济再搞死。说得再干脆一点，小商品买卖不是义乌的包袱，而是一大优势。义乌财贸，大有前途。”
以上这番话，把谢高华对开放市场的态度表露无遗，把小商品市场合法化，可谓一针见血。
但由于当时国内既无先例，又无明确政策支持，不少人依然顾虑重重。为此，谢高华一锤定音：“共产党员连死都不怕，还怕冒风险？我是县委一把手，开放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如果开办小商品市场让我丢了‘乌纱帽’，那也值得。”最后，县委常委们统一了思想，县委班子集体表态：开放市场，发展经济，出了问题集体负责。
谢高华坦言：“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就是天大的事。只要对老百姓有益，打破条条框框，我们干部自己的得失又有什么关系？”
在思想解放与观点交锋的背后，须以扎实的调查研究为基础。尊重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基层实践，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为给鸡毛换糖正名，开放小商品市场，在初来乍到的几个月里，谢高华雷厉风行，继续带领干部下基层进企业了解具体情况，多次找工商部门一些同志探讨。谢高华用通俗的语言坦诚地对大家说：“过去我在衢州也干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结果事与愿违，影响了当地生产力发展，百姓怨声载道。而今我们的党号召改革开放，干工作要实事求是，我到义乌虽然时间不长，但从百姓的话里，从干部的深切感受里，我觉得‘割资本主义尾巴”’没道理。”
1982年8月25日，一个普普通通的夏日。义乌县稠城镇市场整顿领导小组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发布了《关于加强小百货市场管理的通告(第一号)》，宣布9月5日正式开放“稠城镇小商品市场”，地址在湖清门。
这一个冒着巨大政治风险的果断决策，确定了小商品市场的合法地位，也打开了义乌市场经济的决口，致使后来小商品市场规模日趋扩大。义乌小商品市场从此发轫。
●改革是动力，也需要有一种勇气。县委、县政府不能当“收发员”“广播员”，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去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人民，就要有敢于冲破阻力的信心和勇气。
率先实行开放后，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但社会上对义乌县委的做法仍有不同声音。
“谢高华不关心国营和合作集体经济，只关心个体经济。”正当农民们欢天喜地，甩开膀子大干时，那些国营和集体商业的干部职工却大呼其苦，说谢高华这一放，把整个义乌搞乱搞烂了。因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对国营企业影响最大，尤其是城内几家国营商业单位的人，甚至上门堵住县委大门，要求谢高华撤回“一号《通告》”。一时间，县里收到的告状信就多达两麻袋。
小商品市场的兴起，对国营和集体商业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同样一粒纽扣，百货公司卖一角六分，市场直销只需几分钱。于是，百货公司经理叫苦道：“我们的生意都让小摊小贩冲光了，我们‘公家人’还怎么活？”
“相互竞争，百姓受益，有何不好？有本事就生存，没本事就关门！”针对这些国营单位的埋怨，谢高华力排众议，毅然支持“饭馆门前摆粥摊”，“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能举棋不定。这样干也可能有错误，但错了不要紧，改过来就是了。改革哪会不出一点问题？如果我们从党的利益出发，从实际出发，就不怕丢‘乌纱帽’。”
老百姓为何喜欢向小摊小贩购买商品，除了国营、集体商店商品少、网点少，还存在服务态度差等问题。“如果堂堂国有、集体单位不解决自己的问题，被小商小贩冲垮，那也是活该！”谢高华说。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开禁，百姓增收，政府增税。但是，在既缺乏资源要素支撑、又没有政策资金扶持的情况下，怎样“放水养鱼”、壮大市场？谢高华决定从经营户意见最大的税收上改起。
在小商品市场兴起之初，实行的是对工商业改造时的八级累进税，也就是经营得越好，税就越高。但市场里几千个摊位大多是小本经营，且价格随行就市，上午卖五块，下午能卖一块，很难累计税。于是税收干部整天像抓贼一样打击逃税，商贩们怨声载道，经常找谢高华反映，生意没法做。
“想增加点税收，却打压了群众的经商积极性。”谢高华在深入调研总结后，决定进行大胆改革，支持税务部门试行“定额计征”办法，即对每个摊位设固定的计税额，目标额度之外的营业收入不再计税。该办法简单易行，不但提高了经营户的积极性，还增加了国家的税收。1984年义乌税收比两年前提高了整整3倍。
当时有新华社记者将这一做法以内参形式上报，引起了国家财政部的关注，认为义乌违反了税法，并将意见反馈到了浙江省委，引发了一场“税改风波”。省财政厅调查小组到义乌进行实地调查后，给出了“义乌推出的税收办法是可行的，但还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的结论。
对这个评价，谢高华十分高兴，认为这已是对义乌小商品市场新税收办法很大的理解和支持了。等调查小组的人一走，他即告诉下属“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在他看来，中央没有叫停的，法律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去做。事实上，这个当年认为违法的税制，却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壮大市场过程中的艰难并不止税改一例，在推进市场开放的过程中，谢高华已经明显感受到国有商业单位的阻力。
“改革是很难的，我们要知难而进；改革会遇到很大阻力，我们要冲破阻力，冲破一切束缚商品生产的条条框框。”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谢高华更是高声疾呼，“我们要大胆改革，不要怕冒风险。有多少道理，我讲不清楚，但有一条，农民的积极性不高，生产不发展就是错误的；农民的积极性高了，生产上去了就是正确的。”
●农村要致富，就必须搞活经济，要搞活经济，就必须解放思想。“兴商建县”，这条路要坚持走下去。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开放、发展，一次又一次地冲击了计划经济体制和旧的思想观念。
从1983年起，谢高华在不同场合的会议上多次提出“以商兴县”“贸易兴县”的区域经济发展设想，并付诸行动。
1984年2月，谢高华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言时提出，“发展商品生产是使农村富裕起来的必由之路。而要发展商品生产，就必须搞活经济。”
由于群众经商热情高涨，当时获准开放的湖清门市场迅速爆满，3个月内摊位数增加近一倍。到了第二年年底，市场商位达到1050个，每市日参加购销人数少则五六千，多至近万人。4000多平方米的湖清门市场已经无法容纳，许多经营者自带门板搭起了塑料棚架，要求市场扩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1984年5月6日，义乌县人民政府发文，同意在稠城北太祖殿畈建造稠城小商品市场。
1984年10月5日，在全县区、镇、乡党委书记会议上，谢高华正式提出了“兴商建县”的区域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也得到了地委、省委的重视和肯定。在1985年2月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新任义乌县委书记以《兴商建县振兴义乌》为题作了典型发言。从此，“兴商建县”(后改为“兴商建市”)作为义乌的发展战略就这样被正式确定了下来。“兴商建县”口号提出后，义乌人民非常兴奋，县委为义乌今后发展指明了方向，生意可做了，不要怕了，这是给义乌人民一个定心丸。
1984年12月6日，位于义乌太祖殿畈的第二代市场举行开业仪式，更名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市场一开张，全国各地客商蜂拥而至。40排整齐的绿色和白色玻璃钢棚架，下设有1886个摊位，每天吸引着近万名购销人员进场交易，其中六成以上为外地人，商品辐射南至海南，北至黑龙江，甚至跨越边境进入了尼泊尔和缅甸。
然而，就在市场开业前几天，谢高华已调离义乌赴金华就任新职。1984年11月28日，谢高华主持召开了他在义乌的最后一次常委会。他说：“实事求是是一根红线，我们要敢于实事求是，要花点功夫调查，解放我们干部的思想，克服一个‘等’字，一个‘难’字，要从人民利益出发，大胆开拓，敢于创新。”
谢高华离开了义乌迈上了新的征程，义乌的市场发展之路也从此踏上了快车道。到1985年底，第二代市场摊位总数达到了2847个，税收分别为前三年的8.1倍、3.4倍、2.0倍……市场的再度扩建，已呼之欲出。
1986年9月，位于城中路的第三代义乌小商品市场建成开业，市场采用火车站月台式钢筋混凝土棚架，内设4096个固定摊位和1000余个临时摊位，商品也扩大到服装、围巾、鞋类等。这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开发民间市场带动农村各业义乌‘兴商建县’变富步伐快”为题，盛赞义乌“从1982年小商品市场在街头出现到现在，市场由小到大、三易其地……成为全国少有的小商品市场”“1982年，这个县根据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四个允许……1984年县里更明确地提出‘兴商建县’的口号，促进民间市场的发展”。
随着城中路小商品市场在全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各地客商如潮水般涌来。1992年2月13日，义乌第四代市场(篁园市场)试营业。1994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交额突破100亿元。1995年11月，宾王市场建成开业。再到第五代市场的国际商贸城、国际生产资料市场、中国进口商品城。如今义乌的大市场发展方兴未艾，通达四海。雄心勃勃的“世界超市”正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轨道上蓬勃发展。
围绕“兴商建县(市)”的发展战略，义乌历届党委、政府从未改变，坚持一张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了全球最大超市，义乌发展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这座建在市场上的城市，完成了美丽的蜕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