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秋日的一个午后，浙江省义乌市稠江街道锦都社区会议室里，居民对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相关建议的讨论热火朝天。
“有些噪声污染，除了对人有影响，对整个环境中的动物、建筑物、生态等都有影响，建议将噪声污染防治的对象范围扩大。”
“我觉得应该设置自动检测设施，有针对性地治理噪声污染。”
…………
说者个个踊跃，听者频频点头，大家互相插话讨论，场面好不热闹。
“小区里有人在家里娱乐、运动，产生的噪声也会打扰邻居。”一位大姐说到激动处，站起身来，指着房顶比画起来，“比如我楼上的邻居，经常在家健身，‘咚咚咚’的噪声就会影响我家人休息。法律对住宅内的噪声也应设定标准。”
这天的座谈，每个人似乎都有说不完的话。在大会议桌的一角，立法信息联络员应宝财在本子上不停地做着记录。
趁着短暂的休会间隙，应宝财赶紧停下笔，揉揉写得发酸的手指。
休息的同时，应宝财抓紧向记者介绍情况：“每次有立法意见的征询，我们都会组织召开这样的座谈会。大家坐在一起，互相讨论、互相启发，许多原来想不到的点子就碰撞出来了。”
“基层立法联系点刚设立的时候，我们给社区居民发去立法意见征集表，很多人根本不理会。有人甚至说，‘立法这样的大事，我们也能参与？国家怎么会考虑我们这些家长里短的意见？’”一旁的锦都社区党支部书记陈娟芳听了，忍不住插话。
面对这样的情况，应宝财介绍，他想尽办法让大家看到立法意见反馈的成果。反食品浪费法、医师法、兵役法、家庭教育促进法……每次新的法律出台后，应宝财都第一时间收集由基层立法联系点反馈的立法意见被吸收的信息，向社区居民宣传。
说到兴奋的地方，应宝财还回想起之前地方法规征集意见时，自己出的一个“妙招”：“义乌同样是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浙江省快递业促进条例草案征集意见的时候，我就守在社区的快递收发点。有取快递的居民过来，我就问他‘你对快递服务有没有什么意见？’慢慢地，有几个人提了一些意见。后来，一位居民因为寄送的化妆品被摔坏，就提出‘禁止暴力分拣’，这个意见还被最终出台的法规采纳了。”
天色渐渐擦黑，锦都社区的这场座谈会接近尾声。
“大家提的意见可能很细小，但这些都是老百姓最真实的想法、最热切的期盼、最关心的问题。”锦都社区居民张婷婷说。
“基层立法联系点的独特之处和显著特点，就在于其国家立法‘直通车’的功能。大家有什么意见，不管是支持的意见、反对的意见，都可以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原汁原味’地反映到国家立法机关。”义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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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事项的当事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五)请求确认劳动关系或者支付劳动报酬。”
拿着一本法律援助法，陈晓肖轻读着这样一处条文，一边读，还一边用手指轻点着书页。
陈晓肖是浙江稠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同时承担浙江省义乌市外来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法律援助工作。
“去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义乌基层立法联系点就法律援助法草案向我们征集意见。作为长期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师，我认为草案一审稿中关于因经济困难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范围应该适当扩大，其中该条款第五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应该将确认劳动关系也纳入其中。”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建议？陈晓肖讲起了自己代理的一个案件。
王某是义乌市的一名外来务工人员。一天，在装卸货物时，王某不慎摔倒，手臂骨折受伤。之后，用人单位给了他5000元，就再也没有管。王某想去法院起诉，要求按照工伤赔偿。可此时，他没了经济来源，加上垫付医药费，就没有能力支付诉讼的花费，于是想到申请法律援助。
“王某与用人单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如果要按工伤起诉赔偿，就要先通过仲裁或者诉讼，确认二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陈晓肖介绍，“但依据当时实行的法律援助条例，此种情况的劳动关系确认并不包含在可以向法援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的范围之内。”
陈晓肖和她的团队讨论过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王某维权。从仲裁确认劳动关系到诉讼要求赔偿，从申请工伤认定到劳动能力鉴定，从一审、二审到再审，王某终于收到了令他满意的赔偿。
看着王某送来的感谢信和锦旗，陈晓肖欣慰之余，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像义乌这样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很多。一些人因为多种原因未能及时签订劳动合同，而发生工伤或者讨薪维权时，却需要先行确认劳动关系。”陈晓肖说，“律师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如果法律援助法正式出台时，能把劳动者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扩大，就能从机制上保障这个群体的权利。”
于是，在基层立法联系点征集意见的时候，陈晓肖和同事就将这一意见提交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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